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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強、做優、做大農業應發展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拒絕資本下鄉

2020-01-08 10:25:07  來源:察網  作者:李東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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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強、做優、做大農業應發展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拒絕資本下鄉

  2019年年尾,發軔于上游煤炭、鋼鐵、造紙等行業的漲價潮洶涌而下,在運輸成本上漲和環境治理限產的推波助瀾下,對中間工業制成品環節形成致命沖擊︰焦煤漲價200%;玻璃漲價40%;塑料漲價30%;鋁材漲價30%;鋼鐵漲價30%;運費漲價33.6%;工業原紙有錢也買不到了。

  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已經漸漸出現了一些并發癥了。一國經濟結構問題的根源,無不在于資本結構的弊端,以美國為例,美國經濟空心化的問題,除了根源于私人資本對經濟的控制,也根源于私人金融資本對資本和經濟的控制,不僅是資本性質結構的問題,也是資本產業結構的問題,而且后者甚于前者,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結構的根本問題,還沒有發展到像美國那樣金融資本已經控制整個美國資本和經濟,但是,私人資本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及其所占的比重過大了,中國迫切需要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國有資本、農村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的平衡,急需做的就是發展壯大農村集體資本,用農村集體資本主導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振興三農,力爭熨平農產品生產的周期性,保障農產品的高效、平穩供應。

  一、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是農村改革順利進行的根本基礎

  大家知道,農地承包開啟了中國改革,但是,農地承包的故事被講歪了,農地承包的成功,不是因為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而是落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包產到戶,是兩個層次的改革:經營體制和機制上是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生產關系上是落實集體經濟的成員權。其中,落實農民的成員權是農地承包取得成功的基礎和關鍵。生產關系層面決定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層面。試想,不落實農民的成員權,農民對自己的勞動和收益就沒有自主支配權,他怎么有多勞多得的積極性?普通的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古已有之,不算改革。落實農民的成員權才是新生事物,才是改革和創新,才讓包產到戶或者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成為改革。

  還有一個更大的成功經驗被隱瞞了:國家糧食收購制度加農戶承包經營制度,構成了市場基礎上的計劃經濟。農戶面向市場經營,形成市場經濟的基礎,國家向農戶收購農產品形成市場基礎上的農產品計劃生產。這種穩定、高效的農業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是中國農業穩定、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是中國改革順利進行的根基。

  總之,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礎是農村以市場為基礎的計劃經濟:經濟體制是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所有制是落實了成員權的農村集體所有制。

  中國用前三十年實現了工業化,用后四十年實現了城市化。如果想要銜接工業化和城市化并支撐城市化進程,必須發展好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但是,中國的改革深受一些人所歪曲出來的所謂成功經驗的影響,所以這兩個“脊梁”很容易被侵蝕,從而弱化: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面臨資本下鄉的侵蝕,現在已不足以支撐農業的繼續發展,比如,天價豬肉宣告了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必須通過變革才能續命。在城市化中,房地產則面臨自我崩潰的威脅--像中國房地產這樣的金融加財政,早晚把中國國家信用、銀行信用和個人(公司)信用消費殆盡。另外,外國資本的侵蝕也不容忽視,表現為外資撤離帶動內資逃離以及外資對中國金融業和制造業等躍躍欲試的吞并。

  這兩種“脊梁”經濟,都是改革挖掘出來的前三十年紅利,只是改革沒有能夠完善其制度,使其永續發展。

  二、資本下鄉和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是二選一的關系,必須堅決選擇后者,拒絕前者

  正如上文所講,農地承包是以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的形式,實現了農民在農村經濟組織的成員權,是最低級的農村經濟組織成員權實現形式。所以,它客觀上就有升級和被取代的要求,不是被資本下鄉取代,就是其它形式的農村經濟組織成員權實現形式取代,換句話說,就是被做強、做優、做大農村經濟組織取代。

  三農改革,如果沿著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展開,就是資本下鄉;而沿著完善農民在農村經濟組織的成員權的方向展開,就必然做強、做優、做大農村經濟組織。不能沿著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展開,而應該沿著完善農民在農村經濟組織的成員權的方向展開,因為生產關系層面決定經濟體制和經營機制層面,否則輕者削足適履,嚴重了要鞋不要腳。

  (一)、資本下鄉導致農業農村凋敝,給中國現代化釜底抽薪

  資本下鄉有以下危害:

  第一、資本取代農戶,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名存實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作為農民工根據地和后盾的功能消失,將大量轉化為城市無房階級。

  第二、資本下鄉,侵奪農民、農村和農業的利潤,縮小農民的有效需求,不僅總體上導致農村和農業凋敝和農民破產,而且農民的有效需求降低,意味著資本沒有發展空間。如果資本不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爭空間,而是于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配套服務,資本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則可以共生共榮。所以,相比之下,資本下鄉,不僅禍害三農,而且也堵死了自己的生路。

  第三、資本下鄉,破壞了農業以市場為基礎的農村計劃經濟,使其名存實亡。資本的逐利性導致農產品生產過山車似的波動,國家收購的生產計劃性被破壞,衡平糧價、菜價、肉價等功能受損甚至消失,宏觀經濟無序,國家動蕩產生。另外,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最終在大踏步衰亡的過程中被外資控制。

  總之,資本下鄉導致農業農村凋敝,給中國現代化釜底抽薪,同時自己也會跳進自己挖的坑。

  (二)、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

  40年改革開放的起點不是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而是完善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的落實農民在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權。如果60年代初就包產到戶,由于工業化和完整的經濟科教體系沒有建成,尤其是農村基本建設沒有完成,就相當于解散剛剛成立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農村不會有發展,相反會成為中國社會的動亂之源。從歷史經驗教訓看:

  1、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

  40年的實踐證明,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同時,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具有科學的依據:農戶面向市場經營,形成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微觀效率的基礎;國家向農戶收購農產品形成市場基礎上的農產品計劃生產,是農產品生產宏觀經濟效率的保障和三農穩定的保障。隨著時代發展,其經濟效率的提升需要改革,但改革還得從完善農村集體經濟制度著眼和入手,比如,把農戶換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規模效益就有了,微觀經濟效率就提高了,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體系功能是加強的,宏觀經濟效率會隨著微觀經濟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其體系功能會隨著其微觀經濟效率和宏觀經濟效率的提高而加強。至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關系,村集體成員全體平均分紅并保留自留地,把耕作擇優承包給部分成員,其他成員進城務工或者到村集體、鄉集體、縣集體、市集體、省集體創辦的鄉鎮企業勞動或者退出勞動即可。這樣,國家只要看看省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年報,就能知道第二年的農產品供應情況并據之進行宏觀調控。一句話,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是中國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大底。

  2、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才能保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已經進行了前、中兩個半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混改。長期以來,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受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一直是在供給側做減法,具體說,主要是國有經濟的減法。混改是做國有經濟的減法和民營經濟的加法,這給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造成重創,改革的效果則是可想而知的。實際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迫切需要一個對應的、為供給側提供發展空間的需求側。這個需求側,就是三農。但是,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制度在改革中沒有與時俱進,私人農業資本已經從存在發展到下鄉清剿,廣大農民組成的元消費端已經枯竭。長期以來,元消費端的有效需求的枯竭,通過貧困的傳導,逐級傳遞到廣大城市中產階級,造成各行各業勞動者的有效需求枯萎。如果不是城市化對經濟和消費的帶動,中國的經濟早就不支持中速發展了,高速發展更不可能。而如今,城市化的拉動已經無力了。由于缺乏盈利機會,各行各業貸款的意愿不斷降低,顯示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急需一個治標又治本的配套改革。

  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種:市場資本導向的和共同富裕導向的。我們已經進行的是前者,現在我們急需進行后者。后者,所以稱為共同富裕導向,就是因為它既優化產業結構,發展生產力,又提高大眾的消費能力,實現共同富裕,同時推動生產和消費協調發展。

  1978年開始的包產到戶,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落實成員權,增加農民的獲得,增強農民的有效需求,它又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落實生產經營責任制,優化其生產經營形式,提高其產出。同樣,把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中的農戶,換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從事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全體社員享有平均分紅的權利,也是一種共同富裕導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農戶換成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無疑改進了生產經營形式,因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增加了農民的獲得和有效需求,又是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它與包產到戶的關系是,包產到戶以個體勞動為主的生產經營形式,實現了農民的成員權。而它,把農民從小資本兼勞動者變成集體資本的平等股東,把農民的成員權,從承包經營權變成了大型農業聯合體集體資本的股權。

  這樣,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必然保障農產品生產的供給和需求均衡發展。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改革,是整個國民經濟供給側結構改革的上游,用上游共同富裕導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為下游改革提供利潤和發展空間的支持。發展、壯大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市場競爭發展壯大以后,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理順國資、農村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的關系,解決中國經濟的資本結構問題以及由其引起的產業結構問題,保障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3、理順國資、農村集體資本和私人資本的關系,要求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

  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本質上是資本結構的問題。資本結構問題的根源是,數量上看,私人資本太多,國企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太少。

  國企和私企的關系,是筋骨、脈絡、肉和皮與肉和皮的關系:國企是宏觀經濟的筋骨、脈絡、肉和皮,私企是宏觀經濟的肉和皮。為什么國企可以是宏觀經濟的筋骨、脈絡,而私企不行?因為要想市場有效率,僅有個體(包括跨國公司)之間的交易不行,必須把個體之間的交易建立在社會整體與個體之間的交易的基礎上,而政府和國企總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會整體與個體進行廣泛、深度的交易,而私企及其政府則不行。但是,私企也有優勢,在于其細胞的靈敏度高于國企,對商業機會和風險的嗅覺強,因而適合于做肉和皮。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性質上介于國企和私企之間,在宏觀經濟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承擔起筋骨、脈絡、肉和皮的作用,因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股東是9億農民,代表著中國經濟的很大一部分,而且40年改革證明,農民的企業,其細胞的靈敏度高于私企。

  這樣看,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國企及其與政府關系形成的骨架和脈絡太小,承載不了這么多作為肥肉的私企,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長期處于被架空的狀態,使得數億人作為股東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長期貧血甚至機體組織壞死,處于機體萎縮狀態。

  當下,激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讓它收復被私人資本占據的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康復和進一步矯治。

  當下,房地產造富,即將拉不動經濟發展,農民會首先貧困,繼而帶動城市中產階級貧困,繼而帶動廣大中小老板貧困。大資本在吃光中小老板后舉步維艱,繼而國運被私人資本過分膨脹摧毀,中國被外資收購。所以,理順國資、農村集體資本和資本的關系,要求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

  三、結語:

  中國用前三十年實現了工業化,用后四十年實現了城市化。如果想要銜接工業化和城市化并支撐城市化進程,必須發展好農業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未來三十年,只有致力于解決共同富裕問題,才能保障經濟高速發展。要解決共同富裕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發展壯大農村經濟組織,做強、做優、做大農業以集體化為基礎的農村經濟,讓共同富裕的上游產業——農業和農產品加工業,以逐節傳導的方式,帶動市場驅動的下游工業和其它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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