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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后革命中國的熱月文化反動期:以農業經濟領域的所謂“學術研究”為例

2020-01-10 10:39:42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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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田按:清華大學教授龍登高的反歷史事實的“造謠學術”(參閱老田舊文《龍登高的“咸魚大翻身定理”》),能夠逆著“批評意見”而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這是一個標志性事件。這說明,中國今日的農業經濟研究及其史學回溯研究,均成功地掙脫了事實與學術邏輯的羈襻,獲得在官學兩界脫離實際而“自主運轉”的相關政治條件。不難想見,龍登高的造謠學術不僅在學界吃得開,還會得到政界的表揚——社科辦和清華大學都表揚過龍教授的研究很切合政策設計的需要。此種背離一般學術規則的現實,之所以得以形成,顯然不是一個龍教授個人就能夠造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本文打算沿著龍登高教授謠言學術成功的理路,深入到學術史的現場,進行一個初步的發掘整理。一般而言,偽學術能夠成氣候和發揚光大,均得益于其特殊政治價值的高含量,此種狀況的嚴重存在,也肯定是相關學術共同體及其監管機構異化深度的標志。目前,很多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其管理層往往高唱“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高調,以此向政府套取巨額撥款和經費支持,而對于一些學術研究領域某些研究人員的徹底謠言化趨勢卻絲毫不加關注,顯然,此種對照揭示了高校管理層對套取經費的興趣,遠大于推進學術研究本身。學術研究的深度異化,肯定要以監管機構及其監管規則的深化異化為前提,事實上,許多年來某些名校名教授的著名偽學術成果,都曾經在網絡輿論場域激起過強烈的疑問:這些相關部門和高校監管機構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在中國,大多數耕地和農民都得依靠種植糧食作物,而且,越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就越是需要更高比例的耕地和農民集中于糧食種植業上。這部分農業和農民的狀況,及其歷時性變化,往往是處在農業經濟的研究領域中間。在過去一百年的歷時性變化中間,前半段發生過中國革命,后半段出現了分田到戶的改革,農民與農業狀況內在地這兩場巨變相聯系,農業和農民的真實變化,就此內在地與革命和改革的正當性緊密相關,由此就與政治緊密關聯起來了。

  在熱月反動期內,與革命及其精神遺產緊密相關的一切學術領域,無不成為“政治的婢女”,這其中尤以主流經濟學以及農業經濟的“學術研究”為甚。今天回顧,農業經濟研究的所謂學術,曾經是改革意識形態的先鋒,此研究領域對事實和邏輯的拒絕,業已達到了反對幾何公理的程度。

  要討論這些所謂的學術精英們到底“說了些什么”是困難的,但是,討論他們“反對說什么”——反對怎樣的事實和邏輯,則相對容易。本文從歷史起點、農業發展潛力及其實現、農業現狀和農民未來等三個方面,進行一個初步的梳理。

  大體而言,土地邊際報酬遞減問題,相對價格對剩余分配的影響及后果問題,減災投入的制度中介問題,水土肥利用與流域規劃的外部性內部化路徑問題,光合作用效率提高問題,土壤營養赤字問題,以及至關重要的農業或農村的有效管理結構問題,均被主流官學兩界的精英們,從觀察視野中間“驅逐出去”了,新時代一切學術研究和政策界說,都是在完全遮蔽掉“真問題”之后再來展開的,這要算是農業經濟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應該說,四十年來農經研究方面的“豐厚積累”,即便是不孕育出龍登高教授,也會造成出另外的李登高王登高來。

  一、人多地少的歷史起點——邊際報酬遞減起作用的程度與范圍

  依據何炳棣的看法,到1780年代前后,中國人口已經超過了2.5億這個相對過高的適度人口數字,此后,邊際報酬遞減的作用就日益爆發出來。按照勞動力和單位面積的產量,均出現遞減趨勢。

  土地過分稀缺,導致旱澇風險較高的劣質土地被大量墾殖,使得同等水旱災情帶來的減產幅度變大;與此同時,由于過度窮困和儲備極少,同等災害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也空前被放大。嚴重的水旱災害,近乎構成民族生存的重大威脅,迫切需要抗旱除澇工程的減災作用。

  人多地少條件下的相對價格走勢,使得農業經濟剩余的分配,有利于土地占有者不利于使用者,導致直接勞動者的過度貧困,這進一步損害到農業的實際生產過程和最后產出水平。

  如何克服報酬遞減,實現高產和穩產,就成為中國近現代農業面臨的首要問題。

  考慮到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和地域面積,依靠國界之外的外部資源輸入來解決農業問題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期待農業之外資源流入——則需要等到長期工業化完成那個前途過于遙遠。因此,可行的投入產出方案,只能夠源自農村和農業內部:這就需要合理規劃有限的農業經濟剩余的分配與使用方向,使之能夠用于支持過密化方向以提升產量;同時還需要打造能夠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的制度中介,以期共同完成提升單位土地生產率的目標。農業經濟剩余的使用方向,以及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的制度中介,兩者將成為尋求過密化出路的關鍵。

  農業改進的過密化路徑,不管是有限的農業經濟剩余的分配與使用,還是有效動員農民勞動力的組織創新問題,都涉及到了中國革命及其解放承諾的真假,故分歧深刻、爭論尖銳。雖然沒有人真能夠返回歷史起點上,改變曾經存在過的事實,但對于歷史相關事實選擇和再解釋方面,對立中的雙方著力甚多且觀點尖銳對立,出現過不止一起積極分子“用力過猛”的現象——對于黑白最為分明的事實,也有人愿意付出臉皮去顛倒黑白。

  二、土壤營養赤字問題及其克服路徑

  中國農業向稱精耕細作,很早就有施肥和養地的記載。但近現代以來,由于人口密集對土地壓力加大,各種傳統肥源近乎枯竭,勞動者的投入能力顯著下降,土地營養赤字成為一個長期的威脅,一些研究指出:清代出現畝產量下降的長期趨勢。換言之,由于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傳統肥源和養地投入物的枯竭,耕地肥力退化也成為報酬遞減的一個主要方面。

  在沒有化肥的年月,絕大多數農民又依賴秸稈作為燃料,由此造成土壤營養成分循環的赤字趨勢,這是一個嚴重的長期問題。逆轉土壤營養赤字,就需要化肥投入的增加,才能夠一改營養赤字的威脅,所以,在追求增產目標時,大多數地區的多數農民,還需要在土壤營養赤字邊緣線上,苦苦等待化肥工業的成熟。

  在南方水稻產區,集體農業時代各種增進農作物生長的因素中間,農業技術和耕作程序的改進,是率先完成的,化肥是最后一個到達的增產要素。山西的一些模范村莊,在化肥充分供應之前,畝產就很可觀,原因在于農民有煤炭做燃料,例如大寨那時候就能夠做到秸稈漚肥還田——大寨田的土壤有機質含量超高號稱“海綿田”,那對于全國農村而言是例外而非常態。

  這個方面的類似問題,英國的工業化進程中間也出現過,當時英國城市化進程較快,對農產品需求甚為殷切,大量農產品輸入城市,農產品在城市被集中消費產生的大量排泄物,在城市造成污染的同時卻在農村帶來土地貧瘠化,農村的土壤營養成分循環鏈條由此斷開,這引發過長達一個世紀的激烈爭論,在這個英國的“全民焦慮”期間,化學家李比希混成了明星學者。

  中國同一問題的原因稍有不同,在前工業化時代,就已經存在著過多的人口及其對土地的巨大壓力——農民依賴秸稈燃料,秸稈無法還田也帶來土地營養成分的損耗,雖然有施肥養地和精耕細作的長期努力作彌補,但土壤營養成分依然徘徊在赤字線附近。

  土地肥力不足,同時傳統肥源枯竭,對毛時代早期的集體農業發展,造成“硬制約”。就老田親眼目睹而言,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耕作程序的過密改進,尤其是雙季稻推廣,在早期均成效不彰,肥料不足是最大的瓶頸問題,最初階段是對各種“農家肥”羅掘俱窮(糞肥、漚綠肥、拆舊屋、換土灶、挖淤泥、推廣沼氣等),因化肥增產速度遠遠趕不上需要,還曾經見過推廣土法制造“腐殖酸銨”肥料,這個沒有取得大的成功。

  土壤肥力薄弱,成為各種過密耕作程序奏效的第一瓶頸,集體農業的突破需要等待這個問題上的突破。記得在1974年左右,早稻矮桿品種、合理密植和雙季稻已經普遍推廣,化肥尚不能敞開供應,受制于土壤肥力不足,跟單季稻相比,增產不太多;而“雙搶季節”的強體力勞動,不僅對人的體力構成嚴峻考驗,甚至對人的意志都是一個巨大考驗,對此嘖有煩言的人,頗為不少,一位長輩在某次“雙搶”休息時給大家“講古”:說他解放前有一畝田種一季中稻“打了八擔五斗外加一撮箕”——這接近于畝產千斤,與當時雙季稻產量接近。

  就長江流域水稻產區的中等縣份而言,1970年代開始,化肥工業開始有力地促進農業,化肥供應充足的地區,已經能夠逆轉土壤營養赤字,有顯著增產效果。而化肥進入農業的過程,從氨水開始(裝在大的陶壇子里),經過碳酸氫銨,尿素和氮磷鉀復合肥,前后有四代產品。南方水稻產區,碳酸氫銨的效果就足夠好,故1970年代化肥供應充足地區的增產效果,就已經無比接近天花板了。在費孝通長期觀察研究的長三角地區吳江縣農村,由于化肥供應速度領先于全國,在1960年代中期畝產就已經接近了“飽和波動”。吳江縣是先進地區在1960年代中期就得到很充裕的化肥,老家蘄春算是中等,在1970年代中晚期得到,而貴州一帶的化肥工業落后地區要等到分田后(1980年代前期),才得到較為充足的化肥供應,其農業快速增產過程與分田政策同步,故成為杜潤生手下調研的首選之地。而北方旱作物農業區,則要等待復合肥敞開供應時期,產量才逼近飽和,時間上要等到1990年代中期——此時玉米和小麥畝產都接近或者超過1000斤。

  就職業農民的經驗而言,農作物生長最后都要依賴光合作用,土壤肥力則是促進農作物生長的關鍵要素之一,因此,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的發展狀況,都嚴重受制于且符合自然界的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質不滅定律。

  在化肥到來前后,對光合作用成果的限制條件,各有不同。老家農村在1970年代,是早稻單產高于晚稻(綠肥作物漚肥更有助于早稻生長),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化肥充分供應之后,是晚稻單產高于早稻,此時光熱條件起決定作用,肥力不再成為作物生長的決定性限制條件。除秧齡期外,早稻移栽后的生長期為5-7月3個月,晚稻移栽后生長期為8-10月三個月,長江流域(北半球中緯度地域)晚稻生長期3個月內的積溫和光照條件,顯著地優于早稻。

  在化肥充分供應之后,光熱條件將成為畝產量的決定因素,對全國農業下這樣的總判斷,似乎陳永貴是第一個。他1971年接受韓丁訪談時,曾經就自己在南方水稻產區的觀感,指出南方陰雨天氣多且病蟲害嚴重,曾就光熱條件差距預言以后北方單產會超過南方(當時是水稻比小麥玉米單產高得多),這個預言在今天業已應驗了——不僅小麥玉米單產高且糧食總量占比也大幅度上升。陳永貴有一個最直接的經驗是,由于可以做到秸稈漚肥還田,實際上逆轉了土地營養赤字,大寨大隊當時的畝產量,已經接近和超過了南方水稻產區,所以他有足夠的經驗和底氣,做出這個更為普遍的預言。

  三、如何抵消報酬遞減的作用——以耕作程序的過密化去挖掘農業增產潛力

  為了克服邊際報酬遞減的作用,需要為單位產量增加付出更多的投入,這稱之為“過密化”。而透過過密化,實現農業增產穩產,這可以分兩個方面努力來觀察:一是集體的過密化努力,二是個體的過密化努力。老田是長江邊上種水稻的職業農民出身,對于集體的過密化增產過程親眼目睹過,所以相對熟悉一些;個體的過密化增產,沒有親眼見過,只是看到專家學者的論證和報章宣傳,所以領會不深。

  很顯然,不管是何種過密化路徑,要真正抵消土地報酬遞減趨勢的作用,取得實際的增產效果,都要以突破土壤營養赤字的局限為前提。

  集體的過密化路徑:

  透過集體努力,以承擔日益增加的投入為條件,去抵消報酬遞減效應,實現農業增產的努力方向,稱之為集體的過密化。在這個方向上,毛澤東對農村勞模增產經驗的總結和提煉,最為集中和典型,他由此于1956年提出《農業四十條發展綱要》,1958年提出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等八個努力方向,1964年號召農業學大寨。一切勞模的成功經驗和努力方向,均服務于增進農作物光合作用以提高單產,而集體過密化的關鍵路徑——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和建設高產穩產農田,目的無非是創造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的水土肥條件。

  從經驗層面看,“三治”(治山、治水、治土)“五改”(旱改水、坡改梯、稀改密、高改矮、單改雙),是水稻產區的主要增產措施。

  高產穩產,最終需要借助于小流域的全流域水土治理規劃,使得自然賦予的水土肥資源得到合理挖掘,使之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利于農作物生長并提升其光合作用效率。而一切流域規劃,都需要完成一定數量的土石方挖掘和搬運工程去實現。而籌集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資源投入,包括工程存續期間不間斷地支付維護和運作成本,以及相關的管理環節經費,均需要與最后農業增產收益關聯起來——從最終收益中間籌集并支付管理、投入和運行經費,這就是經濟學所說的“外部性內部化”,此種關聯需要借助合適的組織或者制度中介,而集體經濟組織曾經是實現此項規劃唯一有效的制度中介,迄今為止,也沒有見過別的有效中介。

  種植業的產出,取決于農民照拂下的農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高低。而農作物的生長,需要相應的土壤肥力、積溫(地溫)、光照和水利條件等發揮作用。水田相對旱地,能夠更穩定地提供農作物生長條件,也相對高產;梯田相對于坡地,能夠更好地保水保土保肥(陳永貴所謂“三跑田”變“三保田”);而推廣合理密植(受光面積提高)、矮桿作物(生長期短為后季作物騰出季節,籽實比上升)和雙季稻(光合作用時間延長),都是為了提高農作物生長和吸收太陽光時間和效率,目的都是獲得更多的光合作用成果。

  “三治”和“五改”,不存在任何別的奧秘:一則創造更有利于農作物生長的水土肥條件,一則延長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時間和增加受光面積并提高其效率。

  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的總結:農田水利建設目的就是建設高產穩產農田,化“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為“三保田”,創造出高生產性土地,這個概括既全面又權威。雖然胡亂幫及其徒子徒孫的賣力鼓噪宣傳,杜潤生雇傭并扶持明星學閥為寫手,詆毀了大寨和陳永貴幾十年,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間他們依然聲望很高,這沒有別的奧秘:陳永貴及大寨人干的那些事情,以及從他們艱苦卓絕的努力中間提煉的增產經驗,是到處都可以成功檢驗的,符合自然界的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也符合增進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條件需要。

  治水改土的努力,只有依托集體組織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才能夠完成大量土石方的搬運,故相對有效。而種子改良與合理密植、工具改革等方面,均是依托政府與農民中間的集體農業組織合作對接,共同打造的農業技術服務體系,也符合公共物品的供應規律,故創新和推廣都很成功。改開年代的設計師們,憑空設想了水利和農技服務的私人物品營銷模式,結果當然是完全失敗了。

  分田之后,灌溉渠網和排水通道維護不足,水旱災害減產日趨嚴重,相關水利管理機構均走向部分的私有化和資本化方向,試圖透過向農民收費來實現所謂的“良性循環”,此種幻想完全落空之后,又重新成為財政供養的“水利事業”,新的變化是斷開了大水利網與農民和農業的有機聯系,作為這種“掉鏈子”的具體體現:渠網中間干渠與支斗毛渠之間已經很難順暢溝通了。而植物保護方面,分田后投入多效果差,集體時期老家全村只需要三個落后的農藥噴霧器,分田后近乎每家一個噴霧器還病蟲害頻發。

  就農業新技術的供給側而言,種子和技術方面的創新投入,接近于公共物品,主要源自政府主導下的技術研究投入、大面積先進經驗搜尋比選和推廣過程。改革后,由“人民公社八大員”以公共物品供應的農技服務,改為“七糧八站”機構的市場化供應模式,本質上是試圖強行化公共物品為私人物品的營銷模式,結果當然不可能成功,最后,相關農技機構先經過一段時間“向農民攤派收費”來養活自己(所謂“十幾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之后,隨后就徹底瓦解并消失了。

  就技術的需求側而言,需要農民的學習成本的支付,低于增產收益,而增產收益足夠大的條件是足夠大的耕作規模,這需要一個大于家庭范圍的集體組織。目前中國農業主體的一般狀況是:戶均不過十畝,人均一畝三分;此種種植規模下,技術改進帶來的增產收益的增量幅度過小,不足以彌補哪怕是極低的學習成本支付;更何況還存在著“老人農業”現實中間,村落范圍內也往往找不到有學習能力的青年人。學習成本對于增收數量的高度敏銳性,決定了過小的農業種植規模,農業從業者一定是去技術化的,這在反面會助長農業技術供應鏈條的集中和壟斷。

  官學機構里頭學官們的學術研究:對個體過密化效能的拔高論證:

  農產品的全產業鏈中間,農作物種植只是一環,前面有種子、農業技術和各種投入要素,后面有收儲加工和運銷。農民從事的種植業,僅僅是其中的一個環節。

  農作物生長過程,具體是在田間完成的,但實現高產穩產所需的水土肥條件,大于單個田塊或者一壟一畈的范圍。要實現全流域規劃的風險和成本分攤,就得解決經濟學所謂“外部性內部化問題”,擴大農業主體的范圍和規模也只能夠解決一部分小流域的問題,更大范圍的利益協同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居間協調。

  說到底,農業流域規劃的外部性中間,蘊含著相當高程度的公共性,很難在私人性的軌道上順利實現,而改開后的學術或者宣傳口徑,則試圖以人為構建的私人性,去替代真實存在的公共性,這是一種真正的扭曲:無節制地強調水利或農技服務搞“有償服務”或“講求經濟效益”就是以虛構的私人性去“人為取消”公共性的體現,后續的歷史實踐證明此種想當然設計,是不可能成功的。此種設計,其政策實踐后果是徹底瓦解了農戶之外的全部農業支持體系,種田變成了一個需要個體家庭自己獨立完成的事項,也當然變得“田難種”了。

  在研究和呈現中國農業歷史和現狀時,改開年代,官學機構里頭學官們的主要方法,是特意把觀察眼光局限在田間管理環節,做一個人為的“切割”選擇;因為在“管”這個環節上,個體努力與集體差別較小,在“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其他各環節,均為集體過密化遠超個體過密化的效果。同時,官學還狹隘地假設農民僅僅關注個體所得數量,還僅僅依據監督有效性去選擇投入水平,則是另外一個至關重要的研究視角選擇。

  1980年前后,官方成立的正部級意識形態機構——杜潤生領導下的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則專門雇人論證有且只有個體的過密化才是增產的關鍵。這個機構的論證,著眼于個體的過密化效果如何影響到農業全局,對此一方向的強調和論證過程,成為改開意識形態生產的起點和關鍵支撐點。今天回顧,對共產黨歷史進行系統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扭曲,肇源于杜潤生這個機構。

  官學兩界聯手論證說“積極性可以多打糧食”,這個可以有,但是,完全甩開農作物生長的水土肥要求和光合作用效率中介,撇開積極性最后對農作物生長產生實際影響的各種因素,進行純紙面的推演,這個就算是說的天花亂墜、頑石點頭,其說服力依然依然存在著嚴重缺環,真正的學術研究,其最低限度要能夠與職業農民的直接經驗相印證而不是相捍格。

  在主流經濟學家們那里,集體的過密化是否完全妨礙了個體的過密化,許多年來一直被刻意模糊起來。而且,個體的過密化對于最后光合作用效率的提升,是否足夠,中介因素如何起作用,也都被刻意模糊起來。主要的論證方式,是從農民積極性嚴重不足導致活勞動投入低于門檻水平的個別案例出發,例如小崗村,進行理論粉飾和包裝工作。

  據《杜潤生自述》一書披露,說集體的過密化完全不行,他和他的手下沒有專門去認真干過;主要胡耀邦等人透過宣傳口,跟馬屁精記者一起搞的——也主要是在報章宣傳中間展開的。確實,胡耀邦主管宣傳時期,創新性地提出過“農田水利建設都是毀林開荒和圍湖造田”“治水不如造林”等宣傳口徑,以此坐證集體過密化即便有成績,也屬環境代價過高。

  林毅夫論證分田增產的英文論文,出現過嚴重的“用力過猛”失誤,被美國學界抓住集中討論了一次,丟臉甚多。林毅夫的馬失前蹄,是有普遍性的隱喻意義的,一個萌新以十萬分的敬業精神去對待“領導派活”,完成領導囑咐成為壓倒一切的念想,然后就出現自身學問素養約束不住的各種“理論大躍進”表現。

  林毅夫的用力過猛失誤和后來成名,都內在地揭示了熱月反動期的學術人的發達路徑,除了國內的權力支撐點起作用之外,國外學術市場上對于學術的“消費偏好”也是穩定地起作用的。換言之,內部的政治選擇和外部的消費偏好,都成為熱月反動期內強有力的學術成果過濾機制:一些人就此成名成家了,另外一些人則湮沒無聞了。

  杜潤生等領導下的學官們,往往格外強調個體過密化的有效性,如果僅僅服務于為改革政策好“唱贊歌”,那么,其負面影響還相對有限,問題在于:這個官學機構的扭曲學說,還是政策實踐中間的關鍵設計“一環”。依據這個學官機構對于農業中間各種公共性事業的否定和消解,結果在政策實踐中間,逐步取消并瓦解了“農戶之外”的農業支持體系——這恰好是農業政策調節的主要領域,最大化了水利等農業服務行業的私人性經營方法,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制造出沉重的農民負擔(多與各種農業服務私人化方向改革有關)并由此把農民從農業中間成功地驅趕出去,其失敗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結果在不到四十年的時間內,就徹底荒蕪了中國農村和農業,破壞了中國的糧食安全。應該說,杜潤生及其門下學官創造的“歷史虛無主義幽靈”依然強勁地活著,時刻徘徊在農業政策界,迄今為止,農業系統之所以有底氣無視農業現實中間的各種真問題,其充足的“理論依據”就在于杜門及其弟子的系列理論扭曲和創新。

  顯然,杜潤生及其門下的“學術努力”,帶來了兩個方面的后果:一是國家農業政策設計受到“農技服務私人化”錯誤認識的扭曲,導致政策實踐集中于拆解支農體系的后果,其中所謂的“政社分開”“農技服務市場化”“收費供水”等方面的認識和實踐,均扭曲了農業服務體系的公共物品或者準公共物品特性,遭遇到了徹底的失敗;另一個方面的政策后果是派生的“非預期后果”——農民負擔問題:各種市場化改革以及農村政權組織正規化的改革,均導致溫鐵軍所說“高成本上層建筑損害農業貧弱的經濟基礎”這一合成效果,其最直接的表現是1990年代開始日益的沉重農業負擔(“十幾頂大蓋帽吃一頂破草帽”),農民最后負擔不起的后果,就只能是被“粗暴驅趕”出農村和農業。

  但是,要在所有人中間永久地顛倒黑白,這個目標還是很難達到的。四十多年來,陳永貴以及大寨近乎喪失了一切公開說話的機會,但在中國民間依然備受尊重;反過來主流官學兩界卻說個不停,其說服效果卻日益走低,故司馬遷說:“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

  四、農民與農業的現狀與未來

  稀缺耕地利用方面的嚴重拋荒,則是一個嚴重的新問題。1990年代之后的新情況是:農業勞動力大量流出農村,進入城市和工商業,由此帶來耕地拋荒和農業衰退,與日益增加的消費數字相比形成越來越大的本土供應缺口。此種耕地拋荒狀況,南方水稻產區,比北方旱作物農業區,更為顯著,由此極大地危及到了中國的糧食安全。

  基于農業勞動力流動的“推拉理論”分析,當前農民在城鄉之間的流動過程中間,農村的推力過大(無法從農業掙到可接受的生活水準的收入)而城市的拉力過小(無法徹底融入城市),出現那種“前面是進不去的城市”“后面是回不去的農村”困局。

  拉力不足的原因:主流們喜歡談論內因的二元結構論(政策歧視),非主流則相對強調總體的外圍國家論(產業鏈陰謀論)。在拉力較小的現實中間,在城鄉工農之間配置勞動力資源的關鍵在于推力的巨大。而率先在1990年代就起到決定作用的推力,則是沉重的農業負擔所起到的“驅趕作用”——相當數量的農民是被種田交不起“三提五統”趕出農村的——此即李昌平所謂“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時期。

  今日農村的推力,主要肇源于打工收入大量流入農村,由此支撐了“非必需支出”高漲,遠超從事農業所能夠獲得最高收入水平,由此形成了農業掙不到“體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支出那樣一種持續的推力機制。兩個階段的推力不同,但前一個階段的推力作用,創造了后一個階段推力起作用的平臺,在這個轉換期間,中國較為成功地承接了全球化分工的低端產業鏈,中國開始有了所謂的“世界工廠”外觀,農民工實際上替代了第一世界曾經的“貴族工人”。有人提到“逐底競爭”,中國參與逐底競爭并取得相關成績,與第一階段對農民的成功驅趕不無關系,也使得農村作為廉價勞動力再生產基地的機制得以順利確立,這兩者都是“非預期后果”,都不是設計師能夠預先設計的。

  在大量農民拋棄農業之后,對于農業自身怎么辦?是否接受由資本結合權力,強制分離土地與農民的結局,主流的學界和政策界的“奢望”是:透過土地流轉并集中于資本,然后資本機械化種地。這成為政策辯論的焦點問題,之所以說是“奢望”,其關鍵在于:依據日本和臺灣地區的經驗,即便是完成農地私有化了,也很難促進閑置農地流轉自發地產生大地主,蓋因農業比較利益低下,不足以支持高地價,而低地價對田主放棄地權缺乏起碼的價格激勵作用,故農地產權依然相對分散,日本等地現實中間的土地使用權流轉多依賴低地租為中介。

  即便先進經驗如此,杜門弟子如周其仁等人的極端觀點——農地私有化主張,依然最符合農業部系統官員的口味,并受到長期歡迎。而農業部的政策設計和努力,依然汲汲于追求地權私有化、土地集中乃至于資本種地,農業部門出臺的各種立法和制度設計無不著眼于此。而對目前地權分散條件下的各種現實農業困境,農業部門與政策界均視而不見,顯然是期待地權集中之后“自然解決”之。至于地權是否最后能夠集中,集中之后能否解決問題,農業部的官老爺似乎不太有興趣去深究。

  拿農民怎么辦的延伸爭論,則涉及是否應該在城市兼容大量貧民窟,一種主流觀點的設想是給大多數農村人口設計一個貧民窟的去路。

  后杜潤生學派的政策專家,大多數支持極右翼的主流觀點。目前的政策是肯定分散到戶的土地承包制,然后偷偷搞分步驟的土地私有化(例如長期不變、確權登記等),穩步推進為資本種地創造條件。

  官學兩界秉持資本邏輯的強勢,反向激發了改良派或者民粹派的回潮,強烈反對不怕洪水滔天的勇敢分子及其主張。據美國華裔學者許準的介紹,有一個世界性的“民粹派”潮流,西方也有很多學者抬舉家庭農業以對抗農業中間資本力量的泛濫。民粹派的學術邏輯,是沿著“資本農業”的負外部性而展開的,內蘊高度的“防守反擊”性質,其自身可能遺留下一個顯著的學術空白:家庭對于農業發展所需的各種“外部性內部化”要求而言是否足夠?因其基本上不討論或者正面肯定集體農業組織問題,也就一同忽略了資本農業在此一方面的不同潛力。由此看起來,從純學術而言,也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相對完整且有針對性地批判資本主義。

  溫鐵軍與賀雪峰等人,反對權力結合資本下鄉,去強制分離土地與農民,結果還被主流們扣上“新左派”的帽子,由此極大地損害了其學術生涯的投入產出比。溫鐵軍試圖竭力復活晏陽初的精神遺產,認為目前的政策選擇和主流意見,漠視了農地私有化和分離土地與農民的地權集中趨勢,存在著潛在的巨大政治負外部性,會損害政治穩定,他寫過“無地則反”的墨西哥與印度農業考察文章。賀雪峰主張中堅農民種田而非資本種田,還主張保留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失敗”的農民有回鄉退路,認為老農村居的體驗,肯定會優于城市貧民窟。主流們對改良派扣上“新左派”帽子,應該說也是一個自我定位的方式——這意味著選擇極右的站位。與林毅夫的成名成家道路相比,因其缺乏權力的支撐作用和偏離了西方學術市場主流的消費偏好,此種學術努力方向的投入產出比較差——維持同樣的職業利益需要付出高數倍的努力,因此在學術場域中間追隨者較少,其意見也較不受主流官方重視。

  五、意識形態禁區:拒絕討論中國農民生活和農業生產是否需要合理的組織依托

  前有中國革命的解放承諾的真假問題,后有改開意識形態的邏輯支撐點問題,均悠關核心政治領域的正當性,故自然界已被發現的、與農業發展相關的科學定律,也往往遭人反對或者刻意無視。

  農民和農業發展,是否需要組織,以及需要什么樣的組織,或者更為寬泛一點在農村有效的組織是什么樣的,這成為改革意識形態至關重要的支撐點,很容易導致潰堤的嚴重后果,故禁區重重。

  在意識形態禁區中間,當前農民和農業所面臨著的關鍵問題,均在無視和扭曲之列,其犖犖大者,有如下四個方面:

  如果要解決農民從事農業所需要的生產條件問題(農業的內在拉力如何構建),農村現實中間的欠缺又有些什么?

  如果需要增進糧食安全,充分利用稀缺的耕地資源,需要怎么樣的制度中介?

  或者,為了保證與財政支農資金的有效對接,真能夠以財政支持農業進步,合適的對接中介或者農業主體是什么?

  農村扶貧工作,投入人力物力資源極多,但效果極差,關于農村居民貧困的原因,可能的解決方案,又有些什么樣想象力空間?

  農民不得不大量離開農業,耕地大量拋荒,財政支農資金的海量浪費,扶貧工作的投入多收效少,這都不足以動搖主流官學兩界自己虛構的框框,豬撞了南墻還會回頭,官學兩界相當多的主流精英哪怕是碰到頭破血流,也是堅決不放棄那個框框。被事實百般打臉后,官學兩界的主流們依然死不回頭,此種意識形態上堅定性,不得不寫個服字。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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