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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止于智者——擊碎污蔑馬克思的三大謠言

2019-12-17 11:29:34  來源:《馬克思靠譜》  作者:盧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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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止于智者——擊碎污蔑馬克思的三大謠言

  為了人類的解放事業,馬克思耗盡了生命,疏散了家財,同時也犧牲了家庭生活的安寧,他理應得到世人更多的尊重。但是,誹謗和謠言不僅在他活著的時候形影相隨,即便在他逝世之后仍舊揮散不去。有些謠言罔顧事實,以玷污馬克思的人格為能事,在當前的互聯網領域大肆傳播,嚴重損害了馬克思的光輝形象。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馬克思在大學時加入了撒旦教、馬克思在野雞大學拿的博士學位,以及馬克思有一個私生子。為什么這樣的謠言可以屢屢不禁,而且還有人信?這是我們需要深思的問題。

1.馬克思在大學加入過撒旦教嗎?

  美國一名基督教牧師理查德·沃姆布蘭德曾經寫過大量的書,比如《Was Karl Marx a Satanist?》,來論證馬克思在大學時加入過撒旦教。中文網絡界根據這些書,虛構出一篇所謂的《馬克思的成魔之路》,也大肆鼓吹這一點。但其實,除了漫無邊際的聯想之外,這些人唯一能憑借的“證據”,只不過是馬克思在大學時期寫給父親的一封信。根據《馬克思的成魔之路》記述,馬克思在給父親的信中這樣寫道:“一層外殼脫落了,我的眾圣之圣已被迫離開,新的靈必須進駐進來。”作者一口咬定,這里所謂的“新的靈”就是指的魔鬼撒旦。中文讀者如果不明就里的話,確實容易被這種邪乎的說法忽悠了。

  但這不過是一種翻譯的障眼法而已。同樣的一封信,在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也可以找到,但翻譯過來的味道卻截然不同,“帷幕降下來了,我最神圣的東西已毀,必須把新的神安置進去。我從理想主義……轉而向現實本身去尋求思想。”很明顯,所謂馬克思轉而信仰魔鬼撒旦,只不過是他青年時期的思想轉折而已,而且是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如果非要說這里的“新的神”是有所指的話,那就是指的黑格爾思想。但凡對馬克思青年時期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大學時期有一個思想轉折,從康德和費希特的追隨者,轉變為黑格爾的追隨者。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馬克思給他的父親寫了信,詳細介紹了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通觀信件的上下文,完全可以明白馬克思說的“新的神”到底指的是什么。

  而且,馬克思大學時期是個著名的青年黑格爾派,馬克思在這個學術派別的伙伴們個頂個的激進無神論者。難以想象馬克思要是一個撒旦教徒的話,還能在這個派別有立足之地,甚至最后成為這個派別的領袖人物。因此,所謂馬克思加入撒旦教的說法,只能蒙騙那些根本不讀馬克思同時莫名其妙仇恨馬克思的人。

2.馬克思在野雞大學拿的學位?

  有的人在讀了一點馬克思的傳記之后,發現馬克思在柏林大學讀的書,但是博士學位卻是耶拿大學授予的。這些人頓時歡呼雀躍,以為終于抓住了馬克思的把柄,不經大腦思考就下論斷:看,馬克思不好好學習,在柏林大學拿不到博士學位,只能到耶拿大學這種野雞大學去拿學位。

  首先應該指出這些人的無知,不要覺得一個你沒聽說過的大學,就是野雞大學。這里只需要提到一個牛人的評價就夠了,歌德曾經稱贊耶拿大學是德國“知識和科學的集散地”。至于耶拿大學的光輝歷史和如今在科學領域的國際地位,百度一下就很容易弄清楚,這里無需贅言。

  關于馬克思為什么要在耶拿大學獲得博士學位,耶拿大學校長的回答應該是足夠權威了。2009年,耶拿大學校長克勞斯·迪克教授在訪華的時候,曾經專門就這個問題做過說明。

  首先,這種異校獲得博士學位的做法,在19世紀的普魯士相當普遍,而且政府也認可這種做法。其次,馬克思所屬的青年黑格爾派在柏林大學處于被排擠的處境。青年黑格爾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布魯諾·鮑威爾,就因為受到柏林大學學閥的排擠,不得不離開柏林大學,到波恩大學去任職,最后連波恩大學的教職也沒保住。馬克思博士論文的核心觀點,恰恰是青年黑格爾派的“自我意識”概念,而且通篇有著強烈的無神論傾向。鮑威爾曾經提醒馬克思,說這篇博士論文“火氣太旺”,有可能在博士答辯的時候碰到麻煩。而馬克思又不愿意修改自己的觀點,所以最后選擇去耶拿大學進行博士答辯。最后,馬克思博士論文主題是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理論,而耶拿大學有一位研究伊壁鳩魯的學術權威,這也是促使馬克思把博士論文放到耶拿大學進行答辯的一個因素。

  了解了以上原因,關于馬克思拿了一個野雞大學博士學位的觀點,相信大家會有自己的判斷。

3.馬克思有個私生子?

  堅定認為馬克思有個私生子的人,既不是不讀馬克思的人,也不是僅僅讀點馬克思傳記的人,而是西方學術界赫赫有名的馬克思傳記作家戴維·麥克萊倫。但是,一個觀點的可信度,與這個觀點提出者的名氣,并沒有必然聯系,而是與觀點的證據有必然聯系,“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馬克思有個私生子”這個觀點,主要有兩大證據,一是恩格斯的女秘書路易莎寫于189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信里宣稱,恩格斯臨終之前透露說,馬克思和女仆琳蘅有個名叫弗雷迪的私生子。二是在私生子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馬克思和燕妮有些抱怨謠言的信件,而這些謠言被認為和私生子有關。這兩個證據靠譜嗎?

  首先看第一個證據,路易莎的信。

  路易莎空口無憑,她要想取信于人,必須得提供相關的物證和人證。根據路易莎的說法,馬恩在弗雷迪1851年出生前后曾經通信談論過私生子問題,而且她也見到過那封信,這就是最可靠的物證。路易莎于1890年到恩格斯家當秘書,她看到信的時間應該在1890年以后,屈指算起來,恩格斯把那封信保留了四十年之久,想必是為私生子的身世保存一份證據。正當路易莎故事的讀者們,望眼欲穿希望路易莎能拿出馬恩的通信平服人心的時候,路易莎輕飄飄一句話“信已經被將軍[1]銷毀了”,將正要迎來高潮的故事匆匆煞尾。那馬恩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封通信呢?實在不好說。

  既然沒有物證,有人證也可以。根據路易莎的說法,知道馬克思和弗雷迪之間父子關系的人,還有愛琳娜、穆爾、弗賴貝格爾、列斯納和普芬德等五個人,這五個人也可以做可靠的人證。但是,普芬德1876年去世的時候,路易莎(1860-1950)還是個16歲的小姑娘,很難想象路易莎是怎么知道普芬德也是知道此事的。而愛琳娜1898年初就自殺身亡,路易莎同年9月2日寫信揭露此事的時候,愛琳娜已經去世大半年了,可謂死無對證。其他如穆爾、弗賴貝格爾和列斯納,也都沒有相關進一步的證言。這下連人證也沒有了。此外,在路易莎講的故事里,有一個和恩格斯逝世關系很密切的人被忽略了,這個人就是愛德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是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和恩格斯來往非常密切。他在聽到路易莎講的故事之后,直截了當地說路易莎在胡說八道。路易莎的前夫考茨基對于前妻這個說法,也評價了一句“異想天開”。

  很明顯,路易莎既沒有物證也沒有人證,所謂馬克思有個私生子的說法只是她一面之詞,有學者就說這是個“高度幻想的產物”。

  再看第二個證據,馬克思和燕妮抱怨謠言的信件。

  在弗雷迪出生的1851年前后,馬克思和燕妮確實說過他們正在被一些謠言攻擊,但是沒有一丁點的跡象說明,他們兩個人是在談論私生子問題。那就有專家,比如麥克萊倫,說馬克思的相關書信經過審查,所有和私生子相關的信件都被刪除了,因此馬恩的通信在這段時間出現了空白。這種說法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細去翻閱馬克思的年譜,就會知道這段時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兩個人是在一起的,兩個在一起的人需要寫信嗎?用用腦子好不好?

  退一步說,就算馬恩關于私生子的通信被審查了,當時各國政府還派了很多間諜監視馬克思的生活起居,這些監視報告大都結集出版,在這些堆積如山的報告中,也無法找到馬克思和女仆偷情產子的線索。此外,馬克思后人還有大量的家書也已經結集出版,在這些文獻中,也找不到解開弗雷迪生父之謎的線索。所以,第二個證據,以及所謂的書信審查都純屬無稽之談。

  總而言之,說馬克思有個私生子,證據還相當得不充分。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以訛傳訛說馬克思和女仆偷情生子,就是一種惡劣的謠言。

  【本文摘編自《馬克思靠譜》第七章“痛并快樂著”第一節“馬克思之痛”,東方出版社,2016年8月版。】 相關閱讀: 竟造謠“馬克思有私生子“,你咋不上天呢?

  作者:盧剛[1]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內刊)2015年第118期

  馬克思家的女仆海倫·德穆特(又名“琳蘅”)在1851年曾經生過一個男孩,取名弗里德里希·德穆特(昵稱“弗雷迪”)。雖然琳蘅是非婚生子,但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蘇聯和中國學術界后來在編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時候,曾經明確注明,弗雷迪是琳蘅的兒子。直到1962年荷蘭學者布盧門貝格公布了恩格斯的女秘書路易莎·弗賴貝格爾的一封信,這封信里說弗雷迪的生父其實是馬克思,此后,西方歷史學者就致力于尋找關于此事的更多史料,不僅挖出了弗雷迪的出生證明[2],而且還在馬克思和燕妮的相關通信和回憶錄中找到一些所謂的“蛛絲馬跡”。最后,集所有證據之大成的麥克萊倫,在其號稱“英語世界最權威的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文獻之一”的《馬克思傳》中宣布,路易莎信件的真實性是“公認的無可置疑的”,馬克思的確是弗雷迪的生父。國內網絡輿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酵,有文章甚至聲稱馬克思把女仆當成性奴,又稱馬克思的女兒女婿都因為發現這一真相而崩潰自殺。此類文章在網絡上廣為流傳。

  在歷史虛無主義肆虐的當下,挖掘革命人物的私生活大行其道,很多革命先烈紛紛“躺槍”,但更充分的史料證明,這些野史和道聽途說往往靠不住。馬克思當然是人不是神,我們應該把馬克思從神還原成人,而不是像部分網絡輿論那樣把馬克思從人變成魔鬼。歷史研究的結論能否站得住腳,關鍵要看史料證據是否充分,有一分證據,才能說一分話。 一、關于馬克思私生子傳聞的“證據”

  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被譽為英語世界最權威的馬克思生平和思想研究文獻,在關于“馬克思私生子傳聞”問題上搜羅的證據也最為全面。但是,即便這部著作也沒有提供直接的證據來證明這一結論,作者依靠的主要是以下兩類旁證:一是恩格斯的女秘書路易莎·弗賴貝格爾的一封信;二是在私生子出生前后,馬克思抱怨某種謠言的幾封信件和燕妮的相關類似回憶。

  路易莎的信,是指她于1898年9月2日寫給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兒的一封信。這封信的大致內容如下:恩格斯在臨死之際承認,馬克思和女仆琳蘅有一個名叫“弗雷迪”的私生子,而恩格斯為了幫助馬克思避免一場家庭危機,出面聲稱這個孩子是自己的。在去世之前,恩格斯覺得繼續隱瞞這一事實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于是將真相公布于眾。路易莎在信里說,她曾經見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關于私生子的通信,不過這些信后來又被恩格斯毀掉了。路易莎還聲稱,知道私生子真相還有愛琳娜、穆爾、弗賴貝格爾、列斯納和普芬德等五個人。[3]為了增加這件事情的可信性,路易莎還透露,她曾在恩格斯家中見過弗雷迪來看望琳蘅,而且每次都不走前門,而是從廚房進來。而當路易莎進屋的時候,弗雷迪還是不走,這讓路易莎認為弗雷迪有一個來訪者所有的權利[4]。

  “私生子”的出生日期是1851年6月23日,在這段時期,馬克思和燕妮的相關通信中曾有一些抱怨社會謠言的內容,這些謠言被認為和私生子弗雷迪的出生有密切關系。馬克思在1851年8月2日寫給魏德邁的信中,曾說“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從早到晚為極無樂趣的日常生活操勞,神經系統遭受折磨,當民主派瘟疫的陰溝里的臭氣通過愚蠢的造謠者日復一日地傳到她那里的時候,她是不會好過的。某些人在這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冒失常常是難以置信的”[5]。另外,燕妮在回憶錄中很含糊地提到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1851年春末夏初又發生了一件事,我不想詳細談,雖然這件事增加了我們對自己和別人的擔憂”[6]。但是,由于這些信件都無法直接證明馬克思和弗雷迪的父子關系,麥克萊倫作出一個判斷,“這件事情保密得很好,馬克思家庭留存下來的資料都經過認真的審讀,刪掉了與之相關的一切內容。”也正因如此,在弗雷迪出生前后的兩周時間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記錄出現了相當罕見的空缺[7]。 二、路易莎的信靠譜嗎?

  路易莎的信,是為馬克思私生子事件“定案”的主要證據,這封信于1962年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史研究所被發現,信件的副本現在還藏在該研究所的檔案館里。

  路易莎空口無憑,她的說法能否取信于人,關鍵在于兩點:第一,她能否出示馬恩之間關于私生子的通信,這是關鍵物證;第二,她能否舉出除她之外的其他人證。后世的歷史學家如果要采信路易莎的說法,也必須面對以上兩個問題。

  關于馬恩之間商量私生子問題的通信,路易莎一邊說自己曾見過那封信,一邊又說這封信已經被恩格斯銷毀了。這種說法存在頗多疑點。

  按照路易莎的說法,馬恩之間關于私生子的通信,是在弗雷迪出生前后,也就是1851年。而路易莎來到恩格斯家擔任女秘書是在1890年,前后相差將近四十年。如果馬克思真的給恩格斯寫過這樣一封信,出于保密的考慮,恩格斯會及時銷毀這封信,四十年以后才到恩格斯家里來的路易莎,無論如何都不可能見到這封信。

  當然,如果恩格斯為了以后能自證清白,也有可能把這個關鍵證據留在自己手中。以常理推斷,既然恩格斯已經把這個證據保存了四十年之久,想必是在等待關鍵時刻公布這個證據。路易莎告訴我們,恩格斯臨死前公布了私生子的身世,但包括馬克思的女兒愛琳娜在內的很多人卻根本不相信。這正是公布這個關鍵證據的最佳時機。但是當路易莎故事的讀者們望眼欲穿,期待恩格斯能公布信件、平服人心的時候,路易莎輕飄飄一句“信已經被將軍銷毀了”,將正要迎來高潮的故事匆匆煞尾。

  既然無法出示關鍵的物證,路易莎又給出一批“人證”。路易莎說,知道馬克思有個私生子的人另外還有:愛琳娜、穆爾、弗賴貝格爾、列斯納和普芬德。

  在1898年9月路易莎寫這封信的時候,她列舉的這些人證里面,普芬德早在1876年去世,愛琳娜則于1898年初自殺身亡,可謂死無對證。剩下只有穆爾、弗賴貝格爾和列斯納。弗賴貝格爾是路易莎的現任丈夫,不管弗賴貝格爾有無這方面的回憶材料留傳下來,都需要謹慎對待。而且,至今為止,除了路易莎這封信,沒有任何材料說明,穆爾和列斯納曾經在恩格斯去世之際涉入私生子事件。

  此外,在路易莎講的故事中,有一個和恩格斯逝世關系很密切的人物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他就是愛德華·伯恩施坦。與路易莎和穆爾一樣,伯恩施坦也是恩格斯遺囑的執行人之一。但在路易莎講的私生子故事里面,有穆爾,有她自己,卻唯獨少了伯恩施坦。如果恩格斯去世之前確實曾公布私生子真相的話,作為三個遺囑執行人之一,伯恩施坦沒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然而,如此重要的一個人物,在路易莎的故事里卻根本沒有出現。這也正是為什么倍倍爾在收到路易莎的來信后,仍要就此事詢問伯恩施坦的原因。而伯恩施坦在回復倍倍爾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否認了路易莎講的故事[8]。

  此外,麥克萊倫在其《馬克思傳》中還引用了路易莎的一個說法,即弗雷迪每周定期去看望琳蘅,每次不走前門,只從廚房進;而當路易莎進屋的時候,弗雷迪仍是不走,這讓路易莎相信弗雷迪有著一個來訪者所有的權利。這段引文也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麥克萊倫的這段引文,在最早公布路易莎信件的布盧門貝格的《卡爾·馬克思(插圖傳記)》一書中,并沒有出現。這段引文究竟是否是路易莎信件中的內容,還很難說。其次,假如這段話是麥克萊倫轉引自其他著作,路易莎信中確有這番言詞的話,那說明路易莎信件的真實性更值得懷疑。

  1883年馬克思去世之后,琳蘅搬到恩格斯家,為其照料家務一直到1890年去世。所謂弗雷迪定期來看望自己母親的時間,應該是1883年到1890年之間。同時,路易莎和第一任丈夫考茨基也確實于1885-1888年在倫敦住過三年。但是,路易莎并不經常去恩格斯家,而且,即便去路易莎每次也都是和考茨基在一起。如果路易莎在恩格斯家里能經常看到弗雷迪的話,考茨基應該也能注意到。然而,考茨基在聽說前妻講的這個故事之后,認為這“完全是異想天開”(wholly improbable)[9]。

  路易莎有段時間確曾長住在恩格斯家中,但路易莎之所以來到恩格斯家,是為了接替之前去世的琳蘅的工作。琳蘅都去世了,路易莎根本不可能在恩格斯家里,看到這出“弗雷迪探母”的好戲。

  很明顯,路易莎編造了一個拙劣的故事。當事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都認為這是無稽之談。德國學者格姆科夫認為,現有的材料已經足夠終結關于馬克思私生子的無聊爭論[10]。英國著名作家、《愛琳娜·馬克思》的作者伊馮娜·卡普認為,路易莎的信“其中不少是捏造的”,并將其看做是“高度幻想的產物”(high fantasy)[11]。然而正是這樣一個漏洞百出、既無物證、又無人證,同時反面證據又相當強大的“高度幻想的產物”,在被幻想出來之后,其可信性竟然被全世界無數的馬克思傳記作家們,包括麥克萊倫,認為是“公認的無可置疑的”[12]。 三、所謂的“書信審查”

  麥克萊倫曾經質疑,有關馬克思家庭的材料都經過嚴格的審查,與私生子相關的信件都被刪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記錄,在弗雷迪出生前后,即1851年6月23日前后的兩周時間里,有著明顯的空缺。這些空缺的信件很可能與私生子事件有關。其實,只要仔細閱讀這段時間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就會明白為什么通信記錄會出現“相當罕見的空缺”。

  1851年6月3日,恩格斯從曼徹斯特給倫敦的馬克思寫了一封信,其中說“如果不發生什么事情,我于星期六來倫敦”[13]。因為6月3日是星期二,那么恩格斯到達倫敦的時間應該是6月7日。另據同年6月19日恩格斯寫給魏德邁的信,“魯普斯和弗萊里格拉特正在倫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呆了兩個星期”[14]。由此可以推知,大概從6月7日到19日,恩格斯在倫敦和馬克思待在一起。兩個待在一起的人,是沒有必要通信的,這是常識。另外,現有的馬恩通信集顯示,恩格斯在回到曼徹斯特后,也寫了信給馬克思。因此,以馬恩兩人通信的空缺而斷定存在“書信審查”的說法,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喜歡通過書信交流,但不代表兩個人每天都要通信。作為流亡倫敦的革命家,馬克思一直是普魯士警方通緝的對象,他的住所也是警察暗探們經常光顧的地方。馬克思很多涉及革命事宜的信件,需要及時銷毀,以防備搜查。而且,就在1851年5月10日——弗雷迪出生的前一個月,共產主義者同盟科倫中央委員會特使諾特榮克在萊比錫火車站被捕,同盟的重要文件泄露,普魯士警方開始大肆逮捕同盟會員[15]。這個事件也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銷毀這個時間段內的相關信件。如果再考慮到馬克思的信件和手稿在后世幾經流轉,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劫往德國,那么馬恩的通信記錄在某些時間段內出現空白,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驚小怪。

  即使馬克思家庭留存下來的資料被刪減,馬克思的家庭信息還會通過另外一個渠道流傳出來,那就是緊盯著馬克思一家的警察暗探們的書面報告。這些材料應該是不會被刪減的。

  在馬克思流亡倫敦期間,普魯士、法國、比利時和瑞典等國的情報機構,一直沒有中斷對馬克思一家的監視。密探們對馬克思家庭情況的監視記錄,要么已經結集出版,比如1855年在德累斯頓出版的《德國政治警察通報(1848年1月1日至今)。警官手冊》;要么藏在德國的檔案館里,比如梅澤堡德國中央第二檔案館、波茨坦國家檔案館。到19世紀70年代初,英國警察也默許了法國間諜在倫敦的頻繁活動。法國國家安全局更是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編號為BA/1175的專門檔案[16]。

  德國學者曼弗雷德·克利姆經過幾十年國際性的研究工作,從德國、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蘇聯的私人和官方檔案中找到了這些材料,并結集出版。但是,在這些堆積如山的檔案中,并沒有所謂馬克思和琳蘅偷情產子的報告。

  如果說馬克思的信件被人為刪減,而密探們由于無能而沒有掌握這一方面的情況,那馬克思后人們的通信和相關回憶錄都是留下來的,這些資料能否解開弗雷迪的身世之謎呢?馬克思女兒們的家書,由馬克思長女的孫子馬賽爾—沙爾·龍格贈送給法國著名學者愛彌兒·博蒂格利。這些信件在1982年由英國多伊奇出版社結集出版。

  從馬克思女兒們的家書中得知,弗雷迪的生活境況一直不好。她們對弗雷迪的身世也表示同情,但僅僅是指弗雷迪是琳蘅的兒子這一點而言的。在拿到恩格斯的遺贈后,勞拉和愛琳娜曾經商量每個人出30英鎊接濟弗雷迪[17]。按照路易莎的說法,愛琳娜知道弗雷迪是馬克思和琳蘅的兒子后,情緒異常激動。但從此后愛琳娜給家人和給弗雷迪的信中,看不出愛琳娜對弗雷迪有任何不同于以往的態度。總而言之,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勞拉和愛琳娜把弗雷迪看做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換言之,弗雷迪的生父之謎在馬克思女兒的家書中找不到任何線索。

  在馬克思私生子問題上,國內出版界的審查也并沒有外界想象地那么嚴格。早在1972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中,全集的編者就在“人名索引”中注明弗雷迪是琳蘅的兒子。早在麥克萊倫的《馬克思傳》翻譯成中文之前,國內翻譯出版的馬克思傳記著作,就已經出現馬克思私生子的傳聞。比如,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的《馬克思女兒家書》和同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的女兒們——未發表的信札》,還有1993年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翻譯出版的德國學者彼德斯《紅色燕妮:馬克思夫人的一生》一書。

  總而言之,麥克萊倫質疑馬恩通信被刪減的說法,基本不能成立。而且國內出版界對馬克思私生子的故事,也并非嚴厲禁止。 四、結論

  在1962年路易莎的信件被公布以前,琳蘅有個名叫弗雷迪的兒子這件事情并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除了路易莎也沒有人認為弗雷迪的生父就是馬克思。但是,路易莎的信問世之后,她講述的這個“高度幻想”的故事很快就被“嚴肅的”馬克思傳記作家所接受。為了附和路易莎的故事,許多所謂的線索和證據被挖掘出來,但其牽強附會性之高,不由得令人懷疑這些學者的學術嚴謹性何在。

  至于路易莎為什么寫這樣一封信,目前還沒有充足的史料能夠揭示原因。在人類社會史中,無數的案例證明,私生子的突然出現經常是和財產繼承糾紛有關。路易莎和愛琳娜都是恩格斯遺產的受益人,而且在馬克思手稿去向問題上,她們兩人曾經有過很深的矛盾和糾葛。路易莎之所以在1898年寫信告訴倍倍爾關于私生子弗雷迪的身世問題,是因為當時倍倍爾和伯恩施坦正在處理艾威林(愛琳娜的丈夫)的遺產,而這時琳蘅的兒子弗雷迪找上門來,聲稱艾威林曾欠了自己很多錢,要求倍倍爾和伯恩施坦把艾威林的遺產首先用以清償自己的債務。艾威林生前債臺高筑,死后遺產分割問題令倍倍爾和伯恩斯坦頭疼不已。這個時候路易莎一封“爆料信”,更是讓弗雷迪和艾威林的財產糾紛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但是,倍倍爾和伯恩施坦并沒有采信路易莎的說法,而且拒絕了弗雷迪的要求[18]。路易莎在1898年就此事表過一次態之后,一直到她1950年去世,就再也沒有提起過此事。

  據伯恩施坦推斷,弗雷迪的生父另有其人,而且這個人并不被這個家庭所歡迎。英國的卡弗教授曾經懷疑私生子的真正父親是奧古斯特·維利希,并引用了燕妮一封懷疑維利希偷偷摸摸出入自己家中的信件作為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余斌研究員從那一時期馬恩之間的通信以及燕妮的附筆中推斷[19],當時與馬克思一家走得非常近、曾在馬克思離家之際給予燕妮很大幫助的康拉德·施拉姆最有可能是弗雷迪的生父。但此事疑云重重,就像不能因為路易莎的信就認定馬克思是弗雷迪的生父一樣,也不能因為燕妮的猜疑或幾封沒有明確指向的書信而斷定是其他人干的好事。

  作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究竟有無私生子都不能絲毫減損他在理論上的偉大建樹。但如今中外造謠污蔑馬克思的言論甚囂塵上,也不得不引起警惕。馬克思自己對待謠言可以毫不在意,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卻不可隨波逐流一起輕信這一不確定的重要信息。1853年,在一封為馬克思辟謠的公開信中,魏德邁、克魯斯和雅可比曾憤激地說:如果德國工人政黨允許一切混蛋誹謗像馬克思這樣一個不僅為了黨貢獻了畢生的勞動而且犧牲了地位、財產和全家安寧的人,那么這個黨應當受到每個人的審判[20]。

  注釋:

  [1] 盧剛(1985-),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思想政治教育學院講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2] Robert Payne, Marx, London: W.H.Allen & Company, 1968, pp.267.

  [3] Werner Blumenberg, Translated by Douglas Scott,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pp.123-125.

  [4] 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頁。

  [5] 同上,第273頁,另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9頁。

  [6] 同上,第271頁,另見燕妮·馬克思:《動蕩生活簡記》,《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之一摩爾和將軍》,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頁。

  [7] 同上,第536頁。

  [8] Terrell Carver, Marx’s ‘Illegitimate Son’or Gresham’s Law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ttp://marxmyths.org/terrell-carver/article.htm.

  [9] Terrell Carver, Marx’s ‘Illegitimate Son’or Gresham’s Law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ttp://marxmyths.org/terrell-carver/article.htm.

  [10] Ibid.

  [11] Francis Wheen, Karl Marx, London: Harper Press, 1999, pp.50.

  [12] 麥克萊倫:《馬克思傳》,王珍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52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0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79頁。

  [15] 參閱馬克思于1851年5月28日寫給恩格斯的信,以及恩格斯于6月3日的回信。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7-290頁,

  [16] 曼弗雷德·克利姆:《馬克思文獻傳記》,李成毅等譯,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8頁。

  [17] 奧爾嘉·梅耶:《馬克思的女兒們:未發表的信札》,沈志明、蔣國萍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2頁。

  [18] Terrell Carver, Marx’s ‘Illegitimate Son’or Gresham’s Law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見http://marxmyths.org/terrell-carver/article.htm。

  [19] 參閱《燕妮·馬克思給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51年1月11日》、《恩格斯致馬克思1851年1月25日》、《馬克思致恩格斯1851年7月31日》,載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36-637、186、309-310頁。

  [20] 《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之三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頁。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34、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

  [3] Werner Blumenberg, Translated by Douglas Scott,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4] Terrell Carver, Marx’s ‘Illegitimate Son’or Gresham’s Law in the World of Scholarship, http://marxmyths.org/terrell-carver/article.htm

  [5] Francis Wheen, Karl Marx, London: Harper Press, 1999.

  [6] Robert Payne, Marx, London: W.H.Allen & Company, 1968.

  [7] David Mclella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 London and Basingstok: Macmillan Press Ltd, 1973.

  [8]《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之一摩爾和將軍》,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9 ]《回憶馬克思恩格斯之三人間的普羅米修斯》,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 Isaiah Berlin, Karl Marx: 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11] 奧爾嘉·梅耶:《馬克思的女兒們:未發表的信札》,沈志明、蔣國萍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12]海因茨·弗雷德里克·彼德斯:《紅色燕妮:馬克思夫人的一生》,吳明亮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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