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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者高福:你所不知道的事實真相

2020-02-18 09:42:13  來源: 清風明月樓   作者:宋汶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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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歌會網編者按】此文作者試圖為高福院士“澄清”“正名”,所謂兼聽者明,轉載本文僅供讀者參考,并不代表我們認同作者的立場和文章內容。


  最近關于高福院士和CDC的流言甚囂塵上,社交媒體極盡挖苦嘲諷,甚至認為“罪大惡極”,要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還有謠傳他被“調查”的來又出來辟謠道歉。

  我認識他將近十年了,工作中有過一點接觸,我談一談自己所了解的高福及事實真相。

  一、高福其人

  關于高福院士的一切,這段時間網上炒的很火,在此不再細述,只補充和糾正幾點。一是,有人說他“擁有8個重量級院士頭銜,發表500余篇SCI論文”,這不準確,實際上他在SCI國際刊物上發表論文450余篇,院士頭銜有7個。二是,他的學術功底和科研水平是毋庸置疑的!獲過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特等獎(當然一等獎、二等獎也獲過)、40歲就在牛津大學當博導,中科院的科學家們對他評價很高:“沒在牛津和哈佛白待,他得了真傳”。三是,他帶隊參與了抗擊埃博拉的斗爭。四是,他為人誠樸,待人謙和,對年輕人很關心。

  有的人以發論文多質疑他,言下之意似乎科學家發論文多反而是可恥的。也是豈有此理!要知道,總有些人的勤奮和天資是超出你的想象的!雖然目前科研評價體系有很多問題(作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高福院士也講過要推動這方面的改革),但也不能說發論文多有罪吧?照這個邏輯,中國各個科研院所的專家、院士都有罪了!文盲反而好!以高福的資本,也犯不著“搶著發論文”,根本沒有必要。

  另外有人以“獸醫專業”出身來污名他,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能說出這樣的話,層次太低!不是蠢就是壞。高福生于1961年11月,1979年考上的本科,開始的確是山西農業大學畜牧獸醫系,注意!山西農業大學是改革開放初全國99所重點大學之一!而且誰還沒有個起點呢?特別是遭遇過“十年”的這一代人,他們這些50后甚至60初的,能考上大學已經非常難了!別忘了,那時候即使考上最一般的高校,也被稱為“天之驕子”!何況人家上的是重點!當時重點大學的錄取率多么低!而且高福后來正經在牛津上的博士,還在哈佛實習過。能從考上重點大學,又進入牛津,甚至在牛津當博導,這是多么勵志、多么令人尊敬的奮斗!只強調“獸醫”這個詞,進而質疑高福的資格,只能證明某些人心理陰暗,用心險惡,人品卑下!況且英雄不問出身,國家領導人也有做木匠出身的,那又何妨!你知道嗎?名滿天下的鐘南山院士只是本科學歷,真的只是本科學歷,那又何妨!即使居心叵測的人借此做文章,也絲毫不影響鐘院士的偉大!

  高福院士曾在援助非洲抗擊埃博拉病毒的戰爭中立下大功!2014年埃博拉在西非快速蔓延,疫情超乎想象,其魔爪繼而伸向了美國、歐洲和南亞,全球的公共衛生安全面臨巨大的威脅和考驗!埃博拉是人類歷史上致死率最高的病毒之一,致死率達90%!!!面對如此兇險的疫情,美歐和日本的援助組織撤走了大批醫務人員及志愿者,而高福院士率領中國醫療和疾控團隊迎難而上,前往疫情最嚴重的塞拉利昂。因為不可預計的危險,此行很悲壯,頗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意味,甚至有人在出發前寫好了遺書。因此高福院士是當之無愧的“逆行者”。兩個多月,他們歷經生死考驗,出色地完成了使命,得到國際上高度認可。彼時塞拉利昂疫情之危險、條件之艱苦都遠遠超過今天的武漢!連90%致死率的埃博拉都不怕的人、舍生忘死跑到非洲重疫區的人,難道不是勇士嗎?不是“逆行者”嗎?難道比鐘南山院士差得遠嗎?

  二、此次疫情中的是非功過

  (一)關于海外發表論文

  高福院士和國家CDC的主要罪名是“瞞報新冠肺炎疫情”,其論據主要是世界著名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的兩篇學術文章,1月24日的《2019年中國肺炎患者的冠狀病毒研究》;1月29日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是作者之一)。

  有些公號質疑說,雜志出版周期很長,說明專家早就得出結論,對外投稿,卻遲遲不對國內公布。如果早公布,疫情就不會如此嚴重,甚至指責說,專家們為了搶先發表論文,連人命都不顧了。

  CDC早已作出回應(《人民日報》官方微博消息):

  這個質疑被《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推翻,其總編輯埃里克·魯賓(Eric Rubin)披露,論文是1月27日提交,因涉及緊急公共衛生事件,48小時內發表的。

  另外,疫情發生以來,其他專家和團隊也在國際期刊上發了文章,也是有意義的,無可厚非。而高福及其團隊迄今并未獨立發表過屬于他自己成果的任何一篇科研文章。24日的文章,第一通訊作者是CDC譚文杰教授的應急中心實驗室,高福院士作為應對疫情單位的法人,僅為共同責任作者。高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這是一篇回顧性分析!12月中旬還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調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學的推論!”回顧性調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職責之一,找到元兇,回顧性調查,指導未來防控。

  其實我們應該感謝CDC團隊發表的論文,讓我們知道,在2020年1月1日至11日期間,有7名與醫護人員感染了新冠肺炎。這些信息對指導后面的斗爭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好多噴子不懂這些,只知道罵)。并且,這些論文對國際專家了解一手資料、加強研究力量、幫助其他國家抗擊疫情,都很有價值。這也是這次國際上贊揚我們科研透明度高、分享資料快,以及世衛組織始終在各種場合力挺中國的重要原因。

  (二)是誰在隱瞞疫情貽誤戰機?

  作為CDC主任,高福最早得知疫情竟是自己上網看的。

  讓我們也來回顧一下時間線。

  12月1日到30日,武漢各醫院發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未根據法律將病例錄入直報系統,而是逐級上報:醫生→院領導→武漢市衛健委→市委→省委。

  12月30日夜間,高福院士通過網絡新聞了解到的武漢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幸好他有夜里睡覺前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迅速響應,并促成國家衛健委次日即派專家組和調查組赴武漢調查。請注意,如果不是高福主動從網上查到此消息,武漢方面還不知道打算瞞到什么時候!

  1月1日,國家衛健委成立以馬曉偉主任為組長的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

  1月2日,CDC拿到疫情相關臨床標本(而據其他信源,武漢病毒所12月30日即得到樣本,復旦大學張永振團隊通過特殊渠道12月27日即獲得標本)。CDC拿到臨床樣本后,立刻開展組織攻關,并迅速上報。

  1月6日,CDC啟動二級緊急響應。

  1月8日,CDC正式宣布發現一種新型冠狀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體,國家衛健委據此確認疫情病原為新冠病毒。

  1月10日,CDC發布新型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 C R診斷試劑的開發和測試。

  1月11日,CDC開始向武漢提供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

  1月12日,世衛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已從中國衛健委獲得更多有關武漢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詳細信息,包括從病例中檢測到的新型冠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這對其他國家開發特定診斷工具有重要意義。

  1月15日,CDC啟動一級緊急響應。

  1月18日,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到達武漢。鐘南山為組長,組員依次為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曾光等。

  1月20日,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記者見面會上,組長鐘南山發言,確認了人傳人和醫務人員感染現象。在答記者問中,高福明確“現在看來(疫情)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專家們通常所說的動物跳到人、變異適應有限傳人到最后人傳人的傳染病三階段),并指出“我們的防控措施和對病毒的認識,就是和病毒做一場賽跑”。

  1月22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健委應急辦主任許樹強表示,國家衛健委指導湖北省武漢市衛生健康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發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

  1月25日,中央成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三章第三十三條、第三十八條之規定:先由CDC向政府報告,然后政府向社會公布。可見疫情應該是由國家衛健委指導或授權武漢衛健委發布,CDC作為科研單位無權向社會發布疫情,如果發布就是違法!

  高福院士及CDC的同事們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法定職責,及時向衛健委遞交了報告,并且在1月6日啟動二級緊急響應,1月15日啟動一級緊急響應,這樣才會有后面政府所做的一切,和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切。可以說他們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反應及時、應對得當。

  至于疫情發生以來,荊楚大地上發生的種種鬧劇和丑陋表演,相信大家也都耳熟能詳。無論是F4及底下的……,都露出百般丑態。中央英明,F4已被撤職,足以證明江城乃至鄂省之庸碌無能、懶政怠政及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最高法的新解釋,成為對武漢警方作風的間接批評,中央媒體及世衛組織對李文亮醫生褒獎和翻案,也折射出武漢方面的錯誤。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央視采訪時說:“對于疫情披露不及時,希望大家理解,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之后,受權之后才能披露”。他自己說的“披露不及時”,當然是他們的責任;又說“受權之后才能披露”,那么是誰給他們授權,為什么沒有及時授權?我們的應急管理體系、響應策略和相關機制沒有問題嗎?面對突發事件,我們各級官員和民眾的心理準備和素質夠嗎?單純一個高福就可以誤國如此嗎?另外,高福的學生表示,高老師是第二批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不是第一批。且浙大的教授怎么知道疾控中心沒有上報?科學家與疾控人員并沒有決策權。

  (三)關于“人傳人”

  高福從未說過“不會人傳人”。高福根本不是第一個專家組的成員,1月20日前也未就此事接受過任何媒體采訪。高福和鐘南山一樣,都是“逆行者”。

  科學需要不斷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沒有獲得足夠證據,就不能輕易下結論;沒有充分的同行評議,沒有科學家共同體的充分討論、質證,就不能輕易斷言“人傳人”。正如鐘南山院士介紹的,疫情發展很快,情況一天一變。即,在20號之前,誰也不敢確定。也正如CDC副主任馮子健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所說,CDC早期已經有“人傳人”的看法,但受當時條件限制,謹慎作出“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不能排除有限人傳人的可能”等結論,“我們從最早開始,就把它當作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來對待,第一時間采取了密切接觸者管理等措施。”而武漢衛健委還一再發布通告說“未發現明確人傳人證據、未發現醫務人員感染”。并不符合CDC的結論。

  所以這個高級別專家組很快形成一致意見:疫情已經很嚴重,肯定發生了人傳人包括醫務人員感染的情況。1月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鐘南山院士發布疫情信息,這當然是國家衛健委授權的結果,也當然是專家組集體智慧的結晶。發布會上高福也在,鐘南山是組長,他的發言也代表高福等人的意見,總不能五位一起說。結論由鐘南山發布,并不意味著只有他一個人在四處奔波。CDC的科學家們和高福院士做了大量工作。請不要忘記專家組的排序:鐘南山、高福、李蘭娟、袁國勇、曾光。

  認識總是要有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最初誰也不可能把握那么準,就連鐘南山也有過“傳染性沒有SARS那么強”的判斷,1月28日又說“疫情一周或十天左右達到高峰,不會大規模地增加了”,那么應該在2月4日到7日達到高峰。事實上呢?到了2月4日,他又說“10天出現最高峰”。當然沒人懷疑鐘南山院士的權威性,我們也不能求全責備這位民族脊梁。因為新冠病毒的傳染性和致病力超出了所有人的預估,現在大家都知道新冠比SARS厲害多,可這是研究和實踐不斷深化的結果,這背后高福院士和CDC做了大量繁重而艱苦的基礎工作。

  高福對外展現出充足信心,表現出樂觀主義精神,其實并沒有錯。我們不能咬住他之前的判斷失誤不放,就像我們不能苛責鐘南山院士一樣。而且“新冠是可防可治的”這一論斷現在看仍然是正確的。病例數已經出現了10連降,大面積爆發的風險極低。

  (四)高福和CDC都干了些什么?

  12月30日(李文亮在群里發消息的同一天),高福將此事報給了衛健委,是在國家層面最早的報警人。高福和李文亮一樣,都是“吹哨人”。

  去年12月30日夜間,也就是武漢幾名醫生當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剛剛提醒大家注意這個新型不明肺炎的同一天,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網絡上搜索有關傳染病信息的習慣,偶然發現了武漢市衛健委內部發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緊急通知的相關傳聞,大吃一驚。他極為重視,隨即打電話給武漢市疾控中心負責人了解情況,在得到肯定的答復之后,立即責問他們案例早已超過三例必報的預警門檻,為什么這么多天來從未向網絡系統直報?都這樣的話,國家重金打造的網絡直報系統還有什么用?

  據知情人說,正是從對方含糊的解釋中,憑著專業敏感,高福感到問題不小,自己責任重大,于是不顧時間已晚,連夜給國家衛健委多名領導分別打電話報警。據媒體報道,國家衛健委也可算行動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領導帶領工作組、專家組到達武漢。

  高福與CDC及各單位科研人員共同努力,短短幾天內就找到了元兇。中國科研人員的高水平和高效率,得到了國際上普遍的肯定。

  與白衣天使醫護人員相比,疾控工作者,更像是“戰疫”中的“隱形人”,也是“守夜人”。他們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喧囂的背后默默進行,與細菌、病毒的戰役未曾停歇,悄然無聲,卻力頂千斤。

  疾控中心僅傳染病所就已派出50余名專家直接參與疫情防控工作,他們中有疫情處置經驗豐富的專家,有剛領結婚證毅然放棄蜜月度假的新娘,有年輕的小夫妻,還有下午接到命令傍晚就直接出發的剛入職博士。

  “我們的防控一直沒有停,一個月來大家都沒有覺睡。”CDC的同志們對所有疑似和確診的病例進行了詳細的田野調查。他們通過對感染者、親屬、密切接觸者和醫務人員進行訪談的方式,收集了有關發病日期、就診日期、住院日期和臨床結局的信息。研究者訪談了每例感染患者及其親屬(如有必要),以確定發病前2周期內的暴露史,等等等等……數據一式兩份錄入中央數據庫,并使用EpiData軟件(EpiData Association)進行核對。經過如此路徑,獲得了425名病例的流行病學信息。

  繼鐘南山、李蘭娟院士團隊分別宣布患者糞便樣本成功分離病毒,2月13日,中國CDC團隊從兩省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便標本中成功分離到了兩株新型冠狀病毒。新冠肺炎患者糞便是否排毒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點,在前期糞便樣本中檢出核酸的基礎上,證明糞便中確有活病毒的存在,這種現象的存在與糞-口傳播的關系需進一步的研究,對未來防控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15日,科學網等媒體報道了《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正與世衛專家一同研討溝通疫情防控》。《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高福院士。他正接待從世界各地趕來的世衛組織專家,研討、溝通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高福表示,世衛組織對中國此次戰“疫”工作和成效給予了很大肯定。報道稱,高福領導下的中國疾控中心連日來一直聯合全國疾控中心的馳援團在湖北一線開展病人的檢測和流行病學調查。中心也正在抓緊疫苗研發、藥物測試工作,各種防控方案制定和科普宣傳工作等也一直在有序進行中。

  三、為什么在網上遭到惡毒攻擊?

  我大致總結了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有些自媒體人急于蹭熱點,煽動情緒、吸引流量,唯恐事不大、唯恐天下不亂、唯恐網民不怒。他們用辱罵、批斗、扒老底等方式迎合公眾趣味,誤導公眾認識。

  二是,面對疫情帶來重大損失和威脅,有人心里的怨恨無處宣泄。他們總要找一個出口,總要找一個罪魁禍首,正好第一類人給他們提供了現成的宣泄題材,高福院士儼然成了網民發泄情緒的靶子;

  三是,有些人閉門在家實在閑得無聊,加上仇富仇官等陰暗心理作用。越是大人物、成功者被身敗名裂,他們越起勁、越高興,而不去追究事實真相。攻擊高福成了他們最簡單、最安全的抹黑當局的手段。正如文章《懟高福院士的人不厚道》中所說“不要因為懟他最安全,就玩命懟他。”

  四是,公眾科學素養及人文素養低下,反智主義盛行。美國托馬斯·M.尼科爾斯教授在《專家之死:反智主義的盛行及其影響》一書中告訴我們:信息的民主傳播(而非傳統的教育培養),造成大量一知半解、充滿憤怒情緒的公眾橫空出世。他們都認為自己是飽學之士,誤將“反專家”當作堅持自我,公開指責智識的完善,沉浸在對無知的崇拜中,甚至產生一種錯覺,“民主便意味著我的無知與你的博學一樣優秀”。這與人類歷史上棺木未朽的反智主義思潮不謀而合!人們可以在網上自由發布任何東西,這就讓公眾空間充斥了不良信息和半桶水的見解,泛濫成災。

  現在微信上有些大V、寫手,為了賺取眼球,無所不用其極,比如《一個湖北人給高院士的公開信》的作者就是。他還有給鐘南山的一封信、給李文亮的一封信、給蝙蝠的一封信,去年還有《一個憤怒的權健人給全國人民的公開信!火啦!》總之是當下什么火他就寫什么,能蹭的統統不放過,不管死人活人的知名度和熱度,他都借來賺錢。這樣的文章看似代表民意,實則最需警惕!他這個“公開信”,一是蹭熱點虛張聲勢,以煽情的語言忽悠人;二是順應和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并無實質性的新鮮內容,只是把網上關于高福院士的負面消息(不管真假)堆砌起來;三是裝作大義凌然,打著“湖北”的旗號唱悲情戲,似乎湖北和武漢的災難全是高院士一個人造成的。還搬出《中國醫師宣言》說事,要知道高福是科學家,而不是醫生,《醫師宣言》和他沒有太大關系。說是公開信,實際是一封匿名信,如果真的光明正大、義正辭嚴,又何必匿名?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寫上去的鼠輩!他借著高福院士的這個“壞”名聲大發橫財!單是這一篇文章,出錢贊賞的都已經超過1.6萬人。也可見公眾被蒙蔽之深!

  當下自媒體混亂帶來信息蕪雜且快速傳播的問題,使謠言像病毒一樣快速散播泛濫,民眾又喜歡跟風墻倒眾人推,“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負面消息更受到大家追捧。媒體有時候真是很可怕的,連鐘南山院士的好多說法也被他們歪曲了。當然這屬于大眾傳媒的研究范疇,本文暫且不論。對于這種社交網絡上的不實傳言,《麻省理工學院技術評論》2月12日專門刊文稱,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社交媒體傳播的“信息流行病”——社交媒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壓縮了來自全世界的信息和謠言,人們很難獲得真實信息,這就加劇了恐慌、種族歧視以及對希望的渴求等情緒和行為的蔓延。

  人的思維定式無法改變,就如“智子疑鄰”中的那位父親。此次輿論風暴中,人們最開始被一些無良的自媒體帶偏了節奏,后面帶著偏見,就很難再客觀地看。于是高福悲慘地成為背黑鍋和被消費的對象,惡性循環,難以翻案。

  但我還是希望能有更多人摒棄成見,重新理性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還高福一個公道。這樣污蔑的妖風要是一直刮,搞到CDC都換成不懂業務的行政人員,那將是更大的災難!國家正與疫魔進行人民戰爭,高福是陣前重將,這時豈能傷害他。另外,國家培養出一個這樣杰出的科學家何其不易!而那些人又相煎何急!為了這個國家,希望同胞們尊重科學家、愛護科學家,發揮科學家的作用!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可不畏哉!

  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

  向使當初身便死,

  一生真偽復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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