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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陳云家風——共產黨人家風的典范

2019-12-17 11:32:51  來源:唯實研究   作者:朱佳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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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陳云家風——共產黨人家風的典范

  家風是指家庭的風氣、風貌,是家庭中的長輩通過日常言談舉止,影響家庭成員思想感情、人格品德、生活態度、行為規范而形成并可傳之后代的精神力量。自古以來,中國就有重視家風的傳統,并把塑造良好家風視作扶正民風、國風、社會風氣的核心和基礎。正因為如此,《孔子家語》、《顏氏家訓》、《朱子治家格言》等家規范本,在我國流傳久遠,曾被家庭和私塾當成兒童的啟蒙教材。然而,普通人家的家風無論好與不好,影響范圍畢竟有限,除自己的家庭成員外,頂多波及周圍鄰里。對民風、國風、社會風氣產生較大影響的家風,當數社會地位比較高、名氣比較大的家庭。而且,地位越高、名聲越大的家庭,其家風的影響范圍也會越廣。所以,這樣家庭的家風,其好與不好不僅是他們一家的事,而且關系到民風、國風和社會風氣。

  中國共產黨是在近代中華民族災難日益深重,中國工人階級伴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民族資本主義發展而產生,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和勞苦大眾被俄國十月革命喚醒的時代大背景下誕生的。組織這個黨和較早加入這個黨的人,絕大多數都是胸懷國家與民族興亡,以解救天下勞苦大眾為己任,并且信仰馬克思主義、愿為中國獨立和人民幸福不惜犧牲自己一切的人。因此,當他們在組建家庭、有了子女后,往往會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崇高追求和人格、情操去感染家庭的成員,從而形成革命的家風;當革命勝利、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他們成為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后,也不會像往日的農民起義軍那樣一旦建立政權便忘乎所以、腐化墮落,而會自覺、慎重地看待手中的權力,并通過言傳身教和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影響自己的家庭成員,使他們也能做到謙虛樸實、平等待人、公私分明、遵紀守法、勤儉節約、助人為樂,從而保持革命的家風,為普通人家樹立榜樣。在所有這樣的家風中,陳云同志的家風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典范。

  俗話說,“言教不如身教”。陳云同志的家庭之所以能有一個好家風,說到底,首先因為他自己有一個好作風,凡要求別人做的都是自己已經做到的。他雖然出身貧寒,幼年父母早逝,由舅父母撫養,但從小就很有志氣。14歲那年,因無力繼續上學,經人介紹到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當了一名學徒,并由于勤快能干,提前一年升為店員。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剛滿20歲,因平時克勤克儉、追求上進,在工友中享有很高威信,被推舉為罷工委員會的領袖。斗爭中,他表現英勇機智,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入黨的動機,他在后來的自傳中說,是大革命的影響和通過看馬克思主義書籍,使他“了解了必須要改造社會,才能解放全人類。”他寫道:【“做店員的人,有家庭負擔的人,常常在每個重要關頭,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有沖突時,要不止一次的在腦筋中思想上發生矛盾,必須賴于革命理論與思想去克服個人利益的思想。”[1]】

  后來的無數緊要關頭都證明,他的確是抱著這種崇高的革命理想而入黨的,革命意志的確是經受住了任何一種考驗,并在革命的征途上,通過各種斗爭的錘煉,思想越來越成熟,經驗越來越豐富,領導藝術越來越高超,終于成長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1930年,陳云25歲時便進入了黨中央委員會,以后又被指定為臨時中央的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在1934年臨時中央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蘇區中央局合并后,他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又稱書記處書記)。從那時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間的九大,他一直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粉碎“四人幫”后,他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委,從此回到中央領導集體,直至黨的十四大時離職休養。在70年的革命生涯里,無論處于地下斗爭還是戰爭環境,身居要職還是遭受政治“冷遇”,他都能始終保持堅定的革命信念、積極的人生態度、旺盛的斗爭精神、負責的工作態度、低調的處事風格,并能始終嚴格要求自己的家人、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他們“讀好書,做好人,以普通勞動者身份自居,不搞特殊化”。正因為如此,他的家庭才形成了一個既有老一輩革命家家風共性又有自身特點的良好家風。 既小心謹慎又堅持原則

  陳云同志要求自己的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做人做事既要謙虛謹慎又要敢于堅持原則,就是說,既不要馬馬虎虎、松松垮垮、不負責任,也不要唯唯諾諾、膽小怕事、跟著風跑。只要注意觀察就會發現,他的一生正是這么做的。

  我擔任陳云同志秘書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我即將離開他那里到基層工作時,他同我作了一次談話,主要內容就是關于這一點。他說: 【“我有在中央根據地失敗的經驗,因此,1945年到東北后,兢兢業業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開會,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有人提出把工廠搬出上海,我考慮不行,只能從外地調大米、棉花。結果,到1953年,經濟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那時,我算出全國只要每年有2780億斤糧食,就不會出大問題。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來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肯講,在陜西組的會上講了‘交換、比較、反復’。1978年底中央工作會議上,我也是頂的,講了彭德懷的問題,超出了當時華國鋒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的界限。后來,審判‘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江青判死刑。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總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

  說到陳云同志對待工作之小心謹慎,考慮問題之周全細致,我是深有體會的。長期以來,他的講話、發言都是由他親自動筆,從不讓人代勞。在我當他的秘書時,由于他已是80歲左右的老人,因此,有些講話、發言就由我事先按他的意思起個草稿,然后送他審定。每當稿子寫好送給他審,他都看得十分認真仔細。1982年底,出席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的上海代表團要派代表來看望他,他交代我先擬一個談話稿,并要求在里面說一下搞活經濟與計劃指導的關系。于是我按照此前他聽取時任國家計委主任的宋平等同志匯報時的談話紀要,以及他在討論提交全國人大五屆五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稿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寫了這樣一段文字: 【“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指導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籠子里飛。沒有籠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末,‘籠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籠子大小要適當,經濟活動不一定限于一個省、一個地區,在國家計劃指導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區。”】

  他看過后,親筆在“‘籠子’大小要適當”后面加了“該多大就多大”6個字,在“也可以跨省跨地區”后面加了“甚至不一定限于國內,也可以跨國跨洲”16個字。雖然只增加了二十幾個字,卻使“鳥”與“籠子”這個形象的比喻得到了更加完整而準確的表述,被賦予了更加豐富而深刻的內涵。

  至于說陳云同志堅持原則、敢于碰硬的故事,那就更多了。新中國成立后在財經戰線特別是計劃、財政、金融、物資、糧食、勞動等綜合部門工作過的老同志,幾乎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叫做“原則問題,該頂必頂,現在不頂,以后檢討”。這是因為,在那個年代,許多地方、部門為了本地區本部門的發展,都千方百計爭項目、爭資金,一些領導同志也往往出面說情、批條子,使得綜合部門左右為難,壓力很大。不同意吧,要得罪人,甚至遭到批判;同意吧,國家的財力、物力就那么多,如果這個也批準,那個也通過,搞“冒”了,今后肯定又要調整、要“下馬”,最終國家要受損失,點頭的部門也免不了作檢討。所以,陳云同志提倡在綜合部門工作的同志“頭皮要硬”,要頂得住。他自己就是因為“頂”,結果在反“反冒進”中遭到了嚴厲批判。當然,歷史已經證明,那時正確的是他。

  改革開放后,陳云同志擔任中紀委第一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管黨風黨紀工作。他要求各級紀委要做“鐵紀委”,不當“老太婆紀委”,并指出:對于鉆改革開放空子以權謀私的人和事,必須以除惡務盡的精神與之斗爭,無論是誰違反黨紀、政紀,都要堅決處理,違反法律的還要建議依法處理,“各級紀委必須按此原則辦事,否則就是失職。”他這樣要求別人,自己首先以身作則。1982年初,在他和小平同志推動下,全國掀起了一場打擊嚴重經濟犯罪的斗爭。有些同志擔心大張旗鼓地打擊經濟犯罪會影響改革開放,他針對這種顧慮說: 【“怕這怕那,就是不怕亡黨亡國。”】

  他對我說: 【“抓這件事是我的責任,我不管誰管?!我準備讓人打黑槍,損子折孫。”】

  他要我轉告他的子女,出門時要注意安全,還交待我也要小心。當我轉身走到門口時,他又把我叫回來補了一句:“讓你的愛人也要注意。”

  他就是抱著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對待反腐敗斗爭的。

  陳云同志這種既小心謹慎又敢于碰硬的精神,使他的家人受到很大熏陶。他的二女兒陳偉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高中畢業,被分配到北京遠郊區當了一名小學教員。每當周末回到城里休息,周日晚上一定要乘坐長途汽車趕回學校。有一次,由于返校時遇上大雪,長途汽車停駛,為了按時給學生上課,她硬是踏著雪步行了幾十里路。因為工作勤勤懇懇、熱心公益事業,她被縣教育局評為了優秀教師,還被批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陳云同志得知她入黨的消息,非常高興,囑咐她一定要做名副其實的共產黨員。陳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湖南衡東中國科學院的“五七”干校。她對江青的奢侈有所了解,尤其看不慣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種囂張表現,沒有和任何人商量,便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用真名真姓貼出了兩張揭發批判江青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大字報,遂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開除黨籍,隔離審查。可以想象,這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沒有敢于斗爭的勇氣是做不到的。幸虧后來陳云同志親自給毛主席寫信,總算保住了她的黨籍。 既公私分明又勤儉持家

  不占公家便宜,不搞特殊化,是陳云同志家風的一大特色。全國解放初期,陳云同志擔任中財委主任,于若木同志也在中財委機關工作,本來完全可以搭乘他的汽車上下班。但于若木同志從來是自己騎自行車去機關,沒有搭過他一次便車。以后,于若木同志調到中國科學院工作,單位在香山,平時住單位,周六要騎一個半小時的自行車才能到家。改革開放后,有人就這件事采訪她,她的回答很簡單: 【“我們的家風有一個特點,就是以普通的勞動者自居,以普通的機關干部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供給制改為工資制,陳云家有三個孩子都在住宿制學校上學,學費、伙食費要從工資中扣,一下子交不出來那么多。為了省錢,于若木同志只好把他們轉到附近的普通小學走讀,在家吃住。三年困難時期,國家棉布實行定量供應,為了省布票,于若木同志就把大人的衣服拆了,改給小孩穿;又把大孩子的衣服拆了,改給更小一點的孩子穿。那時,孩子的衣服和書包都是她用縫紉機縫,就連陳云同志的襯衣、睡衣也都是她做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云同志被下放到江西南昌,身邊沒有一個親人,陳云同志的大女兒陳偉力向單位請假去照顧他。他對陳偉力說: 【“你來照顧我這段時間,不能拿工資,要把工資退還給公家。”】

  后來,陳偉力果真按照父親的要求,把那段時間的工資退給了單位,單位的財務部門還因此給她開了一張收據。

  上海剛解放時,陳云同志給家鄉一位老戰友的孩子回信,叮囑他和自己在家鄉的表弟,“千萬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為”;要求他們“必須記得共產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信中還說: 【“我與你父親既不是功臣,你們更不是功臣子弟。”“你們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絲毫不得有違法行為。我第一次與你們通信,就寫了這一大篇,似乎不客氣,但我深覺有責任告誡你們。”】

  可見,他不僅對自己的家人嚴格要求,對所有沾親帶故的人也都是這樣要求的。

  陳云同志要求家人、親屬公私分明,自己分得更清楚,更嚴格。他是江浙人,從小喜歡聽評彈,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養病和休息,把聽評彈錄音當成自己的主要業余愛好。50年代時,他一直使用蘇聯送給我們中央領導人的那種笨重的磁帶錄音機,用久了,經常壞。改革開放后,工作人員拿來一個臺式錄音機讓他用,他一問,是從機關拿來的,立即讓拿回去。后來,他的大兒子陳元用工資給他買了一臺,這才留下,一直用到去世。有一年,上海評彈團在進京演出前,讓我請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我去問他,他說: 【“見見他們可以,但不必聽演出。我每天聽錄音不是很好嗎?在這種事上(指設專場——筆者注),還是要嚴肅一些。”】

  還有一次,他要我請上海廣播電視臺的同志幫助錄一段評彈,說完從桌上拿出兩盒沒有開封的空白磁帶交給我。我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不知給我那兩盒磁帶是做什么用的。他看出我的疑惑,解釋說:“這是讓他們錄音的。”

  我這才明白。還有一件事,也很能說明陳云同志在公私問題上分得之清楚之細微。那是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送來三枚新中國成立35周年的紀念幣,每枚面值一元。他把我叫去說:“要給他們錢,否則我不要。”

  我當然只能照辦,弄得對方都不知道該怎么下賬。

  陳云同志對屬于公家的東西秋毫不犯,對于自己私人范圍的事,要求也十分嚴格,有時幾近苛刻。他平日粗茶淡飯,生活極其儉樸,出門輕車簡從,而且從不吃請、不收禮。他吃飯非常簡單,中午兩菜一湯,菜譜每周一輪,都是一些家常菜,每餐必吃光喝凈,不剩一粒米一口湯。有一年春節我值班,到他吃飯的小房間,見仍然是兩菜一湯,一葷一素,便對他說:“過節了,加個菜吧。”他笑著說:“不用加,我天天過節。”

  意思是說,現在的伙食和過去艱苦年代比,就和過節一樣。有一次他到外地,接待的賓館不知道他的規矩,第一頓飯為他擺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就不高興,無論如何不肯就座。人家沒辦法,只好按他的習慣重新做兩菜一湯。雖然耽誤了吃飯時間,但看到把宴席撤掉了,他興致卻很高,和我坐在餐廳邊等飯菜邊聊天,足足聊了一個小時。

  陳云同志每到外地修養,對當地領導一律有個“八字原則”,叫做“不迎不送,不請不到”。他認為自己不是為工作去的,不應再給當地領導添麻煩。有一次在杭州,一位省領導因為知道他的“原則”,所以沒打招呼便過來看他。人已經到住地門口,我立即去報告。陳云同志說:“我這里沒事,要他回去做工作。”我只好如實回答,并陪著那位領導在客廳聊了一會。我心想,人家是不擾民,陳云同志是連“官”也不擾啊。

  陳云同志拒絕宴請和送禮是出了名的。他曾戲言,只有毛主席和周總理送的禮他才收,因為他們沒有什么事求他辦。有一天,他要外出開會,讓我幫他從辦公桌連體柜里找個公文包。我看到里面有好幾個包,不知他要哪一個,便都拿了出來。他指著其中一個皮包說: 【“其他都是會上發的,只有這個包是榮毅仁送的。他在公私合營時代表資本家同我們談股息,他送的東西我不能不收。”】

  這個話說的是20世紀50年代,我們黨決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贖買政策,但資方固定資產如何折舊,國家按多少利率付股息,還需要政府同資方具體算賬。政府方面主管這項工作的是陳云同志,資方出面的是榮毅仁等。榮贈送皮包,是為了表示對陳云同志的敬重,如果不收,不僅失禮,也會影響工作氣氛。所以,陳云同志說,他只收過榮毅仁的禮。

  對于黨內同志送禮,陳云同志就沒那么“客氣”了,不僅鐵面無情,而且旁人看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我就遇到過一次這樣的事。一位同陳云同志非常熟悉的部隊老同志知道他腸胃不好,醫生要他每天吃香蕉,所以特意從廣州帶回一箱香蕉,派人送來,已到了中南海大門口,給我打電話。我們這些工作人員都知道陳云同志的規矩,凡是有人來送禮,都要向他報告,從不擅自收下,所以我只能去請示。陳云同志回答得很干脆:“我這里有香蕉,讓他拿回去,自己吃。”我不好意思回電話,便騎自行車到中南海大門口,向人家當面答謝和解釋,眼看著來人扛著那箱香蕉怏怏而去。

  對于陳云同志這種克勤克儉、嚴于律己的精神,于若木同志和子女都很了解,也都很支持。因此,他們從不為自己的事去麻煩陳云同志,相反,陳云同志對他們提出的要求,則會欣然照辦。在陳云同志80大壽時,有人提出召集一些老同志和他在一起吃頓便飯,慶祝一下。他知道后,堅決不同意。于是于若木及子女們經過同他協商,決定全家照張合影,用這種再簡單不過的形式,為他過了80歲的生日。

  1984年,陳云同志從報紙上了解到師范學校招生難,認為這個問題很值得重視。他要我轉告有關領導,教師質量不高對下一代影響很大,應當使中小學教師的工資比同等學歷從事其他行業的人略高一點,并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使教師真正成為社會上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羨慕的職業之一。在那次談話中,他還提到陳偉華,說她過去是小學教師,以后上了師范大學,但畢業分配到國家機關,對此他是不贊成的,今后應當“歸隊”。我把陳云同志的這個意思告訴了陳偉華,她很痛快地表示,她正好也在考慮離開機關重新干老本行的事,父親的話促使她下了決心。不久,她回到自己的母校,當了一名普通的中學教師,并在這個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既淡泊名利又酷愛學習

  陳云同志晚年為了鍛煉身體,開始練寫大字。他寫得最多的條幅之一是: 【“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

  這兩句話可以說是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向全黨同志發出的告誡,是向家人和身邊工作人員的提醒,也可以看成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他對名利一向看得很淡,總是見到工作朝前站,遇到名譽往后靠,凡是宣傳他的東西,只要送他審查,一概被他“槍斃”。有人說他謙虛,他說這不是謙虛,是實事求是。

  20世紀6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編輯叢書《紅旗飄飄》,組織人撰寫當時7位中央政治局常委青少年時代的革命故事,把關于陳云的那篇送他審閱。他收到后,堅決不同意發表,說他和毛、劉、周、朱(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筆者注)不能一個規格。他給自己立下的這條杠杠,還用在許多其他事情上。例如,50年代初,蘇聯以斯大林名義送給當時黨中央五位書記一人一輛吉斯牌轎車,他同樣以這個理由沒有要,而是仍舊坐原來那輛吉姆車。

  我在陳云同志處當秘書時,有一次談到定工資級別的事,他對我說:“在這種事上要自知之明,自己不要爭。”當年供給制改工資制時,有關部門把黨中央五位書記定成最高級別一級,他知道后,給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安子文打電話,說對他要和對毛、劉、周、朱有所區別,他們是“第一排”的,他屬于“第二排”,他只能定二級。后來,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問為什么給陳云同志定二級。有關部門如實答復,毛主席聽后大為贊賞。

  改革開放后,陳云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威望最高,盡管在正式排名上他們并不在最前面,但在全黨全國人民心目中,他們兩位無疑是處在最前面的。不過,陳云同志總是強調,小平同志是全黨的核心,對他的宣傳要和對小平同志的宣傳有所區別。1983年,他聽說《陳云文選》第一卷在發行宣傳規格上和《鄧小平文選》發行時一樣,便讓我轉告時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同志,說他的書在宣傳規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書略低一些,小平同志應當比他高一些。

  1982年初,為了配合當時黨的思想作風的整頓,中央決定發表陳云同志在黨的七大上的發言,并冠以《要講真理,不要講面子》的標題。文章發表后,報紙上刊發了幾篇學習體會。他一看到便對我說: 【“搞這個東西干什么?發表我那篇講話就行了嘛,為什么還要登學習體會!這樣搞不好,告訴他們,不要再登這些東西了,明天就剎車。這種事我要說話,自己不說話,別人不好說。”】

  我經歷的還有幾件事,也很能說明陳云同志淡泊名利的風格。一件是黨的十二大之前,中央組織部一位負責同志給我打電話,說現在許多老同志在填寫十二大代表簡歷時,都將學歷一欄按現有文化程度作了修改,有的填“相當高中”,有的填“相當大專”;他們考慮將陳云同志原來填寫的“高小畢業”,也改為“相當大專”,讓我請示陳云同志。我說,這一欄是填學歷,不是填水平,陳云同志上學只上到高小畢業,但論水平,恐怕博士畢業也比不了,不信讓一個博士來領導中國經濟試試,所以我建議還是不改為好。那位負責人堅持要我請示陳云同志,我于是向陳云同志報告。他聽后說: 【“不要改。簡歷中要填寫的是指接受正規教育的情況,不是指實際水平。我只上過小學,只能寫高小畢業。至于說實際水平,大家都清楚嘛。”】

  后來,陳云同志簡歷上的學歷一欄,仍然寫的是“高小畢業”,沒再改過。后來,在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有人反映現在一些領導干部改學歷也是一種不正之風。這個簡報送給陳云同志,他在上面批示: 【“工作成就與學歷是兩回事。”】

  另一件事,也是在黨的十二大之前,當陳云同志審閱中央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稿時,看到里面寫到他“在黨的八大上早就提出過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正確主張,可惜后來沒有照著去做”,立即讓我告訴起草組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從報告中刪掉。

  黨的十二大之后,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向我提出,他們那里有其他中央領導平日工作、休息的鏡頭,唯獨缺陳云同志的,希望能來拍一些,留做資料。我考慮這件事在他工作時間做肯定不行,便讓他們等年初去南方休養時試試看。到了杭州,我向陳云同志報告了這件事。他起初勉強答應了,但拍了一兩次便煩了,不讓再拍,并對我說,他歷來不主張搞這種宣傳個人的東西,沒有電影鏡頭沒有關系,他現在還死不了,等將來死了,有一張照片就行了。話說到這份上,事情只好作罷。

  后來,遵義會議紀念館來信,說為了恢復當年中央領導同志住過的舊址,希望陳云同志回憶一下是否住過遵義會議的那棟樓,還說他們打算把當年他擔任政委、劉伯承擔任司令員的遵義衛戍司令部舊址內的單位遷出,辟為紀念地。他要我回信,說他沒有在遵義會議會址里住過,也不要恢復遵義衛戍司令部的舊址,只要在會址說明詞中寫上他參加過會議、當時住在哪里就行了。他還要我告訴他們,他歷來不贊成搞這種東西,以前有人提出要把他老家的房子搞成紀念室,他就沒有同意,以后也不能搞。

  陳云同志所以淡泊名利,緣于他對自己既不是功臣更不是“大官”的定位。1949年陳云同志從東北到北京工作后,他的長女陳偉力進入一所住宿制小學,一次周日回家,陳云同志把她叫去,提醒她和同學們相處不可有任何優越感,到什么地方都要守規矩,不可以認為自己的父親是什么大官,自己就怎么樣了。他說: 【“我自己實際上是個工人出身的人,共產黨的干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你長大了也要這樣為人民服務。”】

  他的三女兒陳偉蘭調到北京市委組織部工作后,把她叫去談話,問:“如果你工作中有了一點別人認為做得不錯的地方怎么辦?”陳偉蘭說:“我就謙虛謹慎啊。”他又問:“怎么才能謙虛謹慎?”陳偉蘭說:“在思想上保持警惕。”他聽后對陳偉蘭說: 【“最重要的一條是擺正自己的位置。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不能把成績算到自己的賬上,要算到組織和群眾的賬上。”】

  正是在陳云同志的反復提醒、諄諄教誨下,于若木同志及子女們在外面都很注意,從不張揚,不主動顯露自己的家庭出身。這種家風,也傳給了第三代。有一年陳云同志過生日,于若木同志和孩子們都到他的辦公室來祝賀,由我用照相機給他們照全家福。相照過后,陳云同志聽說陳偉力的女兒一直在練習大字,便讓她寫幾個毛筆字給他看。我抓住這個機會,照了一張陳云同志觀看孫女練習寫大字的照片。后來,陳云同志要我向有關部門轉達他關于中小學應當重視書法課的意見,《中國少兒報》知道后,希望陳云同志為此題個詞,他于是寫了“從小寫好毛筆字”七個大字。為推動這件事,我把陳云同志觀看孫女寫大字的那張照片一并送給報社發表。直到這時,陳云同志那位孫女所在班級的老師和同學們才知道,她的爺爺原來是陳云同志。

  陳云同志對個人名利看得很淡,對學習卻看得很重。他雖然只上過小學,但一生酷愛學習,勤奮學習,善于學習,特別是重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早在延安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他在部內就組織了一個學習小組,重點學習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前后堅持了5年。“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因戰備緊急疏散,被下放到南昌郊區,走時只帶了五個箱子,其中三箱子是馬恩列斯、毛澤東、魯迅的著作。到了住地,他每天上午去附近工廠“蹲點”,其余時間便用來看書。當他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資本論》、《列寧選集》、《斯大林文集》、《毛澤東選集》通讀了一遍后,又開始一篇一篇地精讀《列寧全集》中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的各卷。每當有孩子們來看他,他便同他們談自己的讀書體會。

  陳云同志自己熱愛學習,也要求和幫助家人學習,而且在他帶動下,全家老少都對學習感興趣。他和于若木同志在延安結婚時,接連用三個晚上給她講黨史,被傳為“洞房上黨課”的佳話。“文化大革命”中,于若木同志被隔離審查,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即使這樣,她仍拿出5月訂閱《人民日報》。陳云同志的大兒子陳元上初中時,便閱讀了《馬克思傳》,讀高中和大學時又自學哲學,通讀了《資本論》。陳偉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給遠在江西的父親寫信,表示自己也想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希望給予指導。陳云同志及時給她回信,教給她學習的方法,要她先看《人民日報》或《北京日報》,并且自己訂一份《參考消息》,以便了解國內外大勢;再看《中國近代史》和《世界革命史》,以便了解歷史背景知識;然后從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中選幾篇重點書目讀,如《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還告訴她從家中哪個地方能找到這幾本書。后來,她果真按照陳云同志的指點,訂閱了《參考消息》,閱讀了那幾篇馬列的著作。陳云同志的小兒子陳方到江西去看望父親,陳云同志和他談的最多的也是學習,還教給他看報紙的方法,要他通過看報紙提高分析問題判斷問題的能力。

  1973年,陳云同志由江西回到北京,由于中央只是安排他協助周總理調研外貿問題,工作不是太忙,所以,他決定再拿出兩年時間,有計劃地精讀一遍毛澤東著作和《馬恩選集》、《列寧選集》,并吸收于若木和幾位在京工作的女兒、女婿,以及于若木同志的妹妹組成一個家庭學習小組,一起學習。學習方法仍然是每人按規定書目分頭閱讀,然后利用每個周日上午集中討論,先從《實踐論》學起。老一輩革命家有良好家風的并不少,但像陳云同志這樣組織家屬集體學習哲學的實在不多見。由于陳云同志重視子女的學習,加上于若木同志在孩子們放寒暑假時總讓他們看書、練大字、做針線活,結果弄得他們都沒有學會打撲克。沒有打撲克之風而有讀書學習之風,這或許是陳云同志家風中最大的特色了。

  陳云同志不僅帶動家屬學哲學,也要求和指導身邊工作人員學。我就親身接受過他在這方面的教誨,并從中獲益良多。那是1983年的一天,他把我叫去,鄭重地對我說: 【“今天和你不談別的事,就談學哲學的事。我主張你今后也要抽時間學一下哲學,每天晚上看幾十頁書,并找幾個同志一起學,每星期討論一次,為期兩年;先學什么,后學什么,要訂一個計劃。哲學是最核心的東西。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爾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是因為他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經過改造,結合到了一起。有了這個東西,才有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

  他又說,在延安那些年學習哲學,使他受益匪淺。過去講話、文章缺少辯證法,學過哲學后,講話和寫文章就不一樣了,就有辯證法了。針對我感到任務比較重,怕學習影響工作、耽誤大事的顧慮,他說: 【“耽誤一點事情不要緊,文件漏掉一點也不要緊,以后還可以補嘛。有所失才能有所得,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必須學好哲學。”】

  那次談話后,我按照陳云同志的要求,擬了一個包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書目在內的學習計劃,并邀請幾位同志組成了一個讀書小組,規定大家先按計劃分頭讀書,每兩周拿出一個晚上討論一次。當我把這個情況向他匯報后,他很高興,說:“學哲學很重要,你早晚要獨立工作,那時就會用上了。”

  后來,他還主動問過我幾次學習的情況。在他的指導下,這個讀書小組終于用兩年時間完成了學習計劃。計劃中的那幾本著作,我在大學期間和工作后雖然也讀過,但那時由于社會實踐少,不是看不大懂,就是理解不深。這次回過頭讀,因為有了十多年工作經歷,加上可以耳聞目睹陳云同志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觀察、分析、處理問題的鮮活事例,所以,收獲自然比過去大得多。1984年,《陳云文選(1949-1956)》出版,我一面學習,一面以《用比較法作決策》為題,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心得,被《紅旗》雜志分成兩期發表。這是我那兩年業余學哲學取得的一點收獲,也是向陳云同志交出的一份學哲學的匯報。

  陳云同志曾經深刻指出:對整頓黨風這件事,“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要重視。要真正身體力行,作出榜樣。”他提出: 【“希望所有黨的高級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個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系,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

  可見,在陳云同志看來,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尤其高級干部的作風和家風,也是黨風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抓黨風好轉,首先要從領導干部的作風、家風抓起。事實告訴我們,群眾看我們的黨和黨風,往往就從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家風中看。因此,領導干部的作風和家風好與不好,不僅關系黨的形象,也關系黨的作風和社會風氣的好壞。古人講: 【“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個話很有道理。如果我們領導干部連自己的作風、家風都搞不好,怎么可能把黨把國家治好,又怎么可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呢?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糾正“四風”,堅決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并且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家風建設。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營造全社會崇德向善的濃厚氛圍。他說: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不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不論生活格局發生多大變化,我們都要重視家庭建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風,緊密結合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揚光大中華民族傳統家庭美德。”】

  他的這些論述,具有極強的針對性。我們應當通過各種途徑,促進各級領導干部重視作風、家風的建設,把它與轉變黨風和社會風氣、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聯系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包括陳云同志在內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家風,不啻為領導干部家風建設的有益教材。只要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家風是好的,黨風和社會風氣何愁好轉不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何愁樹立不起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何愁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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