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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2020-01-09 10:05:13  來源:黨史文匯  作者:馮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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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的來信來訪是觀測民情民意的風向標,搞好群眾信訪工作更是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重要途徑。認真對待群眾信訪,是我們黨堅持群眾路線、永葆生機活力的重要保障。

  周恩來正是這方面的典范。他在日理萬機之余,一以貫之地關心、重視人民來信來訪工作,視其為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為信訪工作的建設嘔心瀝血,作出巨大貢獻。他總是一絲不茍地閱處人民來信,滿腔熱情地接待來訪群眾,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一生函復七八百件。從中足見他牢記和踐行“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與擔當。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萬語千言》(郭全忠畫)

  知微見著 不可輕視

  早在戰火紛飛的革命戰爭年代,周恩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就非常重視群眾來信來訪。

  1937年盧溝橋事變的槍聲,激發起愛國救亡、熱血沸騰的中華兒女奮起抗日的斗志,也同樣引起旅居曼谷的僑民杜英和30多位華籍員工對祖國命運的擔憂、關注。他們急切地想知道國內消息。一天,杜英從報紙上看到周恩來主持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報道,他同工友們商量后,便以“曼谷十八涌跑馬場華籍洋務工人”的名義鄭重寫了一封信,向周恩來請教如何看待抗戰前途問題。隨信還寄上籌捐的4000泰銖。

  此信發出后,杜英等雖滿懷期待,但想到周恩來工作那么忙,彼此又不相識,他們對能否收到回信并不抱太大希望。

  然而出乎他們意料的是,不久,周恩來即親筆回信。信很長,有8頁之多。信中除了贊揚海外僑胞關心祖國命運、支援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愛國熱忱外,著重談了抗日的形勢問題。周恩來在詳細分析形勢、精辟地論述戰爭的發展趨向后堅決指出:

  【“抗日戰爭必將是以中國人民取得最后勝利而告終。”】

  信末,他還囑咐杜英等人:

  【“為穩妥之見,今后捐款要寄到香港,交廖承志收轉,不必寄到武漢。”】

  看著周恩來那雋秀流暢的字跡,工友們激動得熱淚盈眶。為了讓更多的僑胞看到周恩來的這封信,杜英將信刪去頭尾,以《周恩來論抗日形勢》為題,刊登在《曼谷時報》上,在曼谷華僑界引起轟動。周恩來親切的話語,溫暖了旅居泰國僑胞的心,也打消了他們對抗日前途的疑慮、擔憂。

  1938年,安徽省壽縣曹云屏找人給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周恩來副主席代寫一封信,述說自從父親曹淵犧牲后母子二人貧苦無依、度日艱難、求學無望的情況。曹淵在周恩來的培養下于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曹淵任國民革命軍第四師獨立團第一營營長。1926年9月5日,在攻打武昌城的戰斗中不幸英勇犧牲。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1938年,周恩來(前右二)同中共中央長江局、新四軍負責人在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合影

  周恩來接到曹云屏的來信以后,很快復信一封,并寄去20塊銀元作為路費。安徽地方黨組織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并征得曹云屏家人的同意,讓曹云屏和其堂兄一道奔赴延安。

  1938年5月曹云屏輾轉來到延安,入陜北公學學習。同來的還有其堂兄曹云青。周恩來對曹云青、曹云屏關懷備至,經常詢問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1939年,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同學們對抗戰前途有種種議論。曹云青、曹云屏也想請周恩來給他們講講有關抗戰和國共合作的前途問題,于是致信問詢。

  當時,周恩來騎馬到中共中央黨校作報告途中,因馬驚而墜地,右臂骨折。在即將赴蘇治療前,周恩來忍著巨痛函復曹云青、曹云屏,諄諄勉勵他們“更加努力學習”。為了幫助曹云青、曹云屏認清革命形勢、抗戰前途,周恩來還特地給他們訂購了延安出版的《解放》雜志,在周恩來無微不至的關懷下,曹云青、曹云屏茁壯成長。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1939年,周恩來寫給曹云青和曹云屏的復信

  周恩來對部屬烈士后代細致入微的關愛令人動容,這種超越血緣親情關系而展現革命大家庭無私大愛的點滴舉動,恰是革命者對烈士后人濃濃的博愛之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周恩來愈發重視群眾信訪工作。

  1961年10月14日,久病住院的山東省廣饒縣(今東營市)公安局干部曹樹立給國務院寫了一封信,反映山東省惠民地區(今濱州市與東營市)餓死人的問題。這封信字里行間情緒激動,言辭激烈。

  10月30日,曹樹立的來信轉送到西花廳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周總理看完信后,心情沉重而急切,深感問題嚴重。他迅速給中共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寫信,希望馬上調查了解惠民地區實際情況并予以救助。這封信內容如下:

  【啟龍同志:

  現附上曹樹立來信抄件一份,并有他附件一紙,請閱后派得力同志去認真地查一查。不管這個人的情況如何,總要把惠民地區的現象弄清楚,并且對曹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我們必須負責地看待這事。希望你將查得的結果告我,原件尤其是曹的附件也望一并退回。

  敬禮!

  周恩來

  一九六一年十月卅日】

  周恩來總理為什么如此重視這封人民來信?原來,1959年我國國民經濟陷入嚴重困難,最突出的表現是糧食問題。1960年夏天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出現前所未有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這年秋收,全國糧食再度大面積減產,許多地方的糧食供應已到了難以維持的地步。周恩來憂心如焚,用大量時間來處理和解決這個問題。秘書李巖回憶:

  【“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總理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在那段艱難的日子里,周恩來直接指揮調運糧食。根據周恩來的工作臺歷記載,那時他每周要多次約糧食部門的同志談話。時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回憶:

  【“去總理處,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或深夜十一二點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兩三點才去。”】

  周恩來信中為何又特意指出“對曹樹立本人也不要進行追究,讓他把要說的話都能說出,因為這是我看到的第一個署名給中央寫信的”呢?因為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會議最后一天,毛澤東在總結講話中作了自我批評,認為1959年不該把反右傾斗爭搞到群眾中去,提出要對廬山會議后幾年來批判和處分錯了的人甄別平反,重新教育干部。從山東當時的形勢看,“左”的現象還存在,誰要反映當地黨和政府存在的問題,就上綱上線地說這是反對“三面紅旗”、反對黨。所以,周總理在信中才特意指出,讓群眾講真話、說實話,不打棍子、不扣帽子。

  譚啟龍接到周總理的信后,立即派秘書方興去深入調查,結果是:從各方面反映看,曹樹立是一個好同志,反映情況屬實。方興代表譚啟龍與曹樹立談話后,曹樹立懸著的心平靜下來,一腔怨氣煙消云散。不久之后,曹樹立給方興寫了一封信,感激毛主席、周總理、譚書記對他的關懷。

  譚啟龍根據調查的真實情況向周恩來遞交了報告,實事求是地反映了山東受災情況和對曹樹立來信處理的結果(有刪節):

  【總理:

  十月三十日來信和附件都收到了。

  惠民地區的工作,近兩年來一直比較被動。接您來信后,我專門到這個地區走了一趟(原來我也正有此意),從一號至十二號,跑了八個縣,總的看來,這些地區由于連續三年受災,情況是嚴重的,尤其是今年,旱澇災害程度比我們原來估計的還要重一些……這個地區,疾病、死亡現象上半年雖有下降,但從五月份以后逐月上升……只要做好工作,加上中央和省的一定支援,災荒是可以渡過的。我們準備再派一個強有力的工作組前往,并在物資方面再盡可能地給他們一些支援。

  關于曹樹立個人的情況,我派省委辦公廳的秘書方興同志去作了專門了解,這個同志是一個好同志,他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我除要方興同志代表您向他作了慰問,并將當前中央的許多重要措施告訴他以外,還向他作了一些解釋工作,原來他思想沉悶,現在表現很好。將曹樹立來信、附件以及談話后來信和關于曹樹立情況的調查等材料一并送上,請收。如有不當,請指示。

  此致

  敬禮

  譚啟龍

  (1961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山東省委針對惠民地區災情嚴重的實際情況,緊急撥付救災資金68萬元,調運救災物資(主要是補助糧120萬公斤)。縣委也組織全縣人民開展生產自救,并根據當地實際,采取解散食堂、分給廣大農戶自留地自耕自種、實施責任田、多種效益高的農作物、據災情分配救濟物資等措施。這樣多管齊下、多措并舉,救災形勢進一步好轉,終于渡過難關。與此同時,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介紹曹樹立去青島北九水療養院治療,請北京的專家給他做手術。

  立足長遠 建章立制

  對于群眾信訪工作,周恩來不僅樹立與踐行“群眾來信無小事”的理念,而且還重視制定相關規章制度。

  1950年1月,周恩來在政務院黨組全體會議上作報告,當談到黨組作為領導機構,要勇于反映群眾的意見時,指出:

  【“對于下面的意見要善于分析,辨別是非,好的意見要發揚,壞的要批評,嚴重的給以打擊。”】

  1951年6月7日,周恩來簽署頒布《政務院關于處理人民來信和接見人民工作的決定》,不但確立人民來信來訪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處理原則,而且提出許多具體的做法和要求。1957年11月19日,周恩來在談到加強處理人民來信和接待人民來訪工作時,進一步指出:

  【“群眾控告國家機關不良作風和違法亂紀行為,應認真處理,需要轉交時,一般要交給被控告者的上級領導機關或者監察部門處理,并應及時查問結果。對于假借人民來信、來訪名義進行無理取鬧的壞分子、詐騙犯,應根據情節輕重,分別進行批評教育或聯系有關部門作適當的處理。”】

  周恩來還要求各級政府信訪機構要熱情接待、負責處理。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毛澤東與周恩來共商國是

  國務院人民來訪接待室最初設在北京府右街。1964年以后,人民來信和來訪者甚多,為了讓大家有一個方便反映情況的地方,周恩來指示國務院要蓋一個人民來訪接待室,地址就選在群眾容易找到的地方。

  1965年,國務院人民來訪接待室搬遷到西長安街原北京市一機關舊址。此地位置醒目,交通方便。此后,周恩來又根據有關同志的建議,同意將新的國務院人民來訪接待室建在北京永定門火車站附近,這就更方便了來訪群眾。

  后來,周恩來了解到人民信訪接待辦公室不掛牌子辦公的情況,便明確指示各級接待室全都要把牌子掛出去,認真做好群眾來信來訪工作,切實反映群眾中最迫切的問題。他說:

  【“你們接待來訪不就是方便群眾嗎?為人民服務,為什么要把自己的牌子收起來?”】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周恩來同人民群眾在一起

  周恩來深惡拖沓的官僚主義作風,對待群眾信訪工作尤為如此。他極有針對性地針砭時弊,督促相關部門立即“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建立嚴格的規章制度。

  “文化大革命”期間,黑龍江建設兵團的一名知識青年給國務院去信,批評兵團領導在接待外賓時,有鋪張浪費現象,同時反映在兵團聽不到中央電臺的廣播,并講明他自己負了傷,正在北京的家中養病,但因經濟困難,沒錢治病等問題。

  國務院有關部門將此信轉送到某部。該部有關方面辦理得很草率,看了信就說,我們已經交待過兵團不要浪費,他們不聽,就把信退回國務院了。一來一去,這封信空轉了19天,卻始終未解決任何問題。

  周恩來得知其中原委后十分生氣,大聲說:“官僚主義害死人!”他指示該部去找那個青年談話,詳細了解情況后,再報告給他;關于治病問題,要該部和北京市委聯系,對那個青年給予照顧。

  最后,在周恩來的直接干預下,這件事情得到妥善解決。

  1973年7月,新疆商業局外貿運輸公司司機依利亞斯·熱合曼為要求復職來京上訪,有關部門沒有及時處理。

  周恩來看到關于此事的報告后,馬上批示:

  【“請查明為何依利亞斯·熱合曼來京兩月無人答理?如屬實,北京中央和地方機關,均有虧職守。請查告!”】

  7月24日,周恩來在公安部《關于依利亞斯·熱合曼來京上訪情況的調查報告》上批示:

  【“從這個報告中,可以看出我們各級機關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習氣甚深。請按公安部的提議,由國務院業務組指定負責人召集有關部門開會,檢查這類性質的錯誤,并規定若干條措施。對上訪者確有困難情況,應予負責解決,一竿子到底。必須追究基層落實情況,務使受害者或有問題不得解決者來信證明得到解決為止。”】

  國務院業務組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制定辦法,加強并改進了中央各部門信訪接待工作。

  實事求是 處理及時

  周恩來非常重視群眾來信,素有發現問題后要求派人立即查明真相的工作作風,保證群眾聲音早聽見、群眾事情早解決。

  1960年3月29日,周恩來接到有關部門轉送的安徽省一位政協委員的來信。信中稱“安徽省和縣銅城閘與無為縣曾經發生餓死人的事件”。信中還反映,“該地區田地荒蕪”“農民紛紛逃亡在外”“干部作風惡劣”,萬望“派員密查”。

  看了這封信,周恩來致信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

  【“請閱后派人前往兩縣一查,也許確有此事,也許夸大其辭。但這類個別現象各省都有,尤其去年遭災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轉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文件上,也曾著重指出這一點。請查明后復我一信。”】

  接信后,曾希圣立即安排有關部門進行調查核實,并向周恩來匯報了調查結果。

  值得指出的是,周恩來對于各地發生的水旱災害,向來強調“重點放在生產自救上”,應“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重建家園”。對于來信反映的社隊干部中存在的專橫作風,他在主持制定、并于1960年11月由中央發出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中,要求堅決糾正。

從情系群眾信訪看周恩來的初心使命

  1961年,周恩來在河北磁縣和農民親切交談

  周恩來不僅要求人民信訪辦公室“方便群眾,為人民服務”,而且身體力行,接待來訪人員,處理人民來信。

  1966年的一天,周恩來在處理內蒙古自治區的群眾來訪事件時,快速把被接見人名單審視一遍,從中選出一位,然后和這位上訪者打招呼、問話……

  周恩來耐心聽這位來自邊疆的青年上訪者的申訴。他一邊用親切的神情鼓勵這位青年申訴,一邊用筆飛快地記錄著,中間插進一些詢問。他一面了解情況,一面對上訪者做思想工作,有鼓勵,也有批評,共用5個小時,記滿幾張紙,中間沒有休息,也沒有吃午飯和晚飯。對陪同接見的工作人員,他從政策理論到工作態度親切地給予指導和教育。

  周恩來還指示組成一個調查小組,深入上訪者所在旗和大隊去進行認真細致的調查研究,并寫出有關材料,提供政策依據,為最終處理作參考。

  周恩來對民主人士的來信來訪,同樣極為重視。

  1966年8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以要函上書周恩來,要求保護原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長覃振的女兒覃瑞。收到章士釗來信的當天,周恩來即作了對覃瑞保護的批示。考慮到章老的安全,周恩來將章老等一些民主人士送301醫院保護起來。章士釗人在醫院,心卻一刻也沒消停。1968年,為康國雄和馬宗霍之事,他又先后上書周恩來。章士釗所提的康國雄,是四川銀行家、企業家康心如(字寶恕)之子。康心如解放前曾為四川的工礦、交通、公用等企事業的創立和發展,以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一定的貢獻。其子康國雄,自20世紀50年代起,即在北京市機械學校任教,1969年隨該校遷到陜西漢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病倒亦不能回北京的家中治療,因此委托章老上書周恩來。

  馬宗霍早年在蘇州章太炎主辦的章氏國學講習會任特約講師,并在湖南大學、湖南師范學院等院校任教授。1960年被聘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1962年調至中華書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曾多次致函章士釗要求回到中央文史館工作。

  接到這兩封信后,周恩來立即派人了解查證,并于1970年5月27日致信國務院軍代表丁江負責辦理。在周恩來的關懷下,康國雄于1971年回京治療,1977年正式調回北京朝陽區職工大學任教。1986年,康國雄談到此事時激動地說:

  【“周恩來是我們康家兩代人的恩人。”】

  在周恩來干預下,馬宗霍教授于1970年6月即調回中央文史館。

  1970年6月,章士釗向周恩來上書反映:原國民黨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原配夫人高仲林,90歲高齡,又無近親,久病臥床。組織上以疏散人口為由,迫她移回原籍地。而她原籍亦無近親,唯一的女兒不久前也病逝了。章士釗請求周恩來指示陜西省,對孤苦伶仃的于老夫人“不妨在一般遷居令外,稍示寬大”。高仲林的安置問題,不僅關系其個人待遇,甚至將影響到與尚在臺灣、海外的知交故舊的關系問題。周恩來在章士釗來函上作出批示:

  【“請以電話告西安李瑞山或胡偉,轉告西安市革委,不要強使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疏散下鄉。高年九十,存日無多,女死親散,可委托街道委員會輪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給以糧票和救濟費,一直到死為之骨化為止。”】

  在周恩來的關懷下,高仲林的問題得到妥善解決。

  “文化大革命”期間,周恩來通過群眾來信來訪,還關心和保護了文藝界許多知名人士。1965年夏位于北京市東城區的徐悲鴻紀念館因修地鐵被拆除后,還沒來得及選址恢復,“文化大革命”即爆發。目無法度的造反派不僅多次查抄徐悲鴻家,還砸毀了他的墓碑。身處逆境中的徐悲鴻紀念館館長廖靜文,目睹丈夫辛勞一生所繪制和收藏的作品、美術文獻和1萬多件美術圖片分散各處,甚為焦慮。

  為使這些國寶不至流失,1973年7月6日,廖靜文誠懇上書毛澤東,要求恢復徐悲鴻紀念館。毛澤東接到信后,批示:

  【“請周總理辦理。”】

  10天后,信轉到周恩來處。他仔細審看廖靜文的來信,心緒難平,感慨萬千。周恩來和徐悲鴻20世紀20年代結識于法國。抗戰時期,徐悲鴻不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威逼利誘,耿耿正氣,以筆作畫,鼓勵人民同心協力,抗擊日軍。解放戰爭時期,徐悲鴻不畏艱險,毅然北上任北平藝專校長,培育出眾多美術精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徐悲鴻斷然拒絕國民黨政府脅迫他南遷之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做了不少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以極大的創作熱忱,抱病深入基層,體驗生活,收集素材,謳歌工農兵。

  看完來信,周恩來給時任國務院辦公室主要負責人吳慶彤和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革委會主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吳德寫信,請他們分別查清“所收藏的悲鴻作品、美術文獻和一萬多件美術圖片”散失情況和“悲鴻墓碑也被壞人搗毀”情況;“并與王冶秋同志或文化組議定恢復方案”。同時,另附給廖靜文一信,請吳慶彤持往洽商。

  翹首企盼回音的廖靜文,見到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派人來看望她,又看到寫給她商洽恢復徐悲鴻紀念館的信,感動得熱淚盈眶。

  經過9年的艱苦努力,1982年,氣勢宏偉的徐悲鴻紀念館在北京市西城區新街口北大街建成。徐悲鴻墓碑也得到重新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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