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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五四運動的兩類解讀與兩條中國道路——訪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魯品越

2020-01-10 09:49:56  來源: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  作者:魯品越 馬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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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五四運動的兩類解讀與兩條中國道路——

  訪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魯品越

  【魯品越簡介】1949年生,上海財經大學首批資深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務院有特殊貢獻的專家津貼享受者,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名師。2011年入選中國校友會網“中國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1992年起,歷任東南大學、南京大學教授,現執教于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先后主持“《資本論》哲學思想及其當代價值研究”等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五項重點和一般項目,“從資本論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四項上海市重大與一般項目,兩項教育部基金項目。出版《鮮活的資本論》等專著十部,譯著兩部,境內外發表學術論文200多篇,其中數十篇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哲學動態》《學術月刊》等名刊。《深層本體論——自然科學的新哲學境界》入選國家首批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并獲教育部優秀成果三等獎。《鮮活的資本論》(第二版)等著作與論文獲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兩項。其他論著獲省部級獎項十余項。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原理,特別是深層生成論思想、《資本論》研究,以及對唯物史觀新探索。

  【作者簡介】馬秋麗,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威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

對五四運動的兩類解讀與兩條中國道路——訪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魯品越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周年。關于五四運動的性質、五四精神的實質,百年來爭論不斷。這些爭論不僅是關于如何準確地理解歷史的理論問題,也是直接關乎中國應當走什么樣的道路的現實問題。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對此做出科學總結,關于五四運動的本質和五四精神的本質的科學結論,澄清了圍繞這個問題的重重迷霧,因而具有極其重大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本刊就如何理解習近平這一講話的深刻理論內涵等問題,對著名哲學家、上海財經大學資深教授、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魯品越進行了訪談。

  一

  記者:魯教授好!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科學地概括了五四運動的本質和“五四精神”的本質。請問您認為今天紀念五四運動,總結五四精神的重要意義是什么?

  魯品越:從鴉片戰爭以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雖然給中國封建社會打開了缺口,甚至推翻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帝制,但始終沒有找到一條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的正確道路,中國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積貧積弱的中國一直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境。五四運動的發生,意味著中國人民在經過重重失敗的探索之后,尋求中國革命新的道路的起點。正是在五四運動之后不久,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革命具有了真正的主心骨。因此五四運動的發生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前奏,中國共產黨是五四精神的真正繼承者。因此,如何理解五四運動,理解五四精神,對今天正在為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奮斗的中國人民,意義重大。

  因此,對五四運動的解讀,其意義已經遠遠超出對于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運動本身,而是直接關涉當代中國應當走什么樣的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五四以來中國所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是否正確?當下中國要走怎樣的道路?我想正是這個原因,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其目的正是撥開圍繞五四運動問題的重重思想迷霧,明確五四運動的本質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以繼承歷史,開拓未來。

  記者:對五四運動,學界提出過各種解讀方式,它們各有各的道理,導致人們往往會陷入重重思想迷霧之中。您認為這些使人陷入迷茫的解讀,主要有哪些?

  魯品越:重大歷史事件都是由無數人參與的復雜事件,其中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可以說是無限的。于是導致這樣的現象:人們所持的關于某一歷史事件的各種看法都能夠從歷史事實中找到這樣或那樣的史料依據。五四運動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場影響深遠的運動,是極其復雜的政治和文化運動。參加者眾多,各有其不同的世界觀和政治觀,所要達到的目的也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這就導致人們站在不同的立場上所設立的對五四運動的各種不同解讀,似乎都能夠找到相應的所謂“史實依據”來支撐。這就是圍繞五四運動的各種思想迷霧會產生的原因所在。

  關于五四運動的解讀很多,其中近年來影響較大的解讀是“救亡壓倒啟蒙”說。其核心觀點是:陳獨秀于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初名《青年雜志》)吹響了五四運動的號角,因而五四精神原本的主旨是啟蒙運動。這里所說的“啟蒙”指的是:用歐洲18世紀啟蒙學者們倡導的以“天賦人權”為基礎的關于個人自由的思想來教育民眾,以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國家,奉行西方式文化。而到了1919年,由巴黎和會引起的五四運動是愛國反帝的游行示威活動(五四事件)。于是,作為包括1915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的“大五四運動”就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的雙重變奏:一個是作為啟蒙的新文化運動,另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的救亡運動。在新文化運動開始之際,救亡促進了啟蒙,因為正是國家面臨的危難促使中國人要學習西方,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而后來隨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更為緊迫的問題是民族的救亡,因此“救亡壓倒了啟蒙”,致使啟蒙運動不得不暫時中斷。“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的長期革命戰爭,把其他一切都擠在非常次要和從屬的地位;更不用說在理論上和實際中對個體自由個性解放之類問題的研究和宣傳了。五四時期救亡與啟蒙并行不悖和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走向未來》1986年創刊號。】按照這種對五四運動的解讀,思想啟蒙的主題被救亡壓倒而中斷了,這一歷史任務有待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既然救亡的任務已經完成,被中斷的關于“個體自由和個人解放”的思想啟蒙應當繼續。可是由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后來又發生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所以這種思想啟蒙始終沒有進行。因此,改革開放理所當然地被理解為繼續那種被中斷的關于個體自由和個人解放“思想啟蒙”,用西方啟蒙時代的那一套理論來改造中國。因此改革開放應當走的道路,乃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這是由“救亡壓倒啟蒙”說所必然得到的結論。

  這種解釋受到了學界許多人的批評,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救亡”與“啟蒙”的關系上。有人以“救亡壓倒啟蒙”作為“元敘事”,歸納出了圍繞“元敘事”派生出的五種觀點:“救亡壓倒啟蒙”說、“救亡喚起啟蒙”說、“啟蒙深入”說、“啟蒙轉向”說、“兩種救亡”說,等等。【陳亞杰:《評關于救亡與啟蒙的五種論說》,《理論學刊》2005年第5期。】這些不同觀點的爭論促進了人們對“啟蒙”與“救亡”的內涵的理解,有某些方面的積極意義,但是其中有些觀點仍然包含錯誤,其正確的觀念也需要系統化的疏理。

  還有另一些人反對“救亡壓倒啟蒙”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五四運動本身就是“啟蒙運動”,救亡始終處于次要地位。在他們看來,中國人不會因為受到西方國家的欺凌而放棄“啟蒙”。他們主張:巴黎和會雖是五四當天游行的直接原因,但從觀念史上看“它還不能被視為推動知識分子放棄自由主義的最重要事件。巴黎和會的意義,是在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過程中不斷被加強、深化的。”【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第399頁。】那么五四運動的本質是什么呢?他們認為是比所謂“救亡壓倒啟蒙”更為深刻的變化,來自“啟蒙”本身,是啟蒙本身的變性變調。在救亡的壓力下,本來是西方個人主義的啟蒙思想對中國人的啟蒙,經過以章太炎和魯迅為代表的留日派知識分子的鼓吹,產生了它的變種,這就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明治后日本中轉到中國的異種——以“偽個人主義與軍國主義二位一體”的版本。后來又在民族危亡中,受到李大釗、陳獨秀引入的蘇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啟蒙與救亡“相得益彰、互相激勵,出現‘啟蒙呼喚個性,個性背叛家庭,背家投入救國,國家吞噬個性’的悖反現象,而這又與一戰后西方社會主義經俄國中轉的變異版本一拍即合”,由此產生了西方啟蒙思想的蘇俄變種,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解讀,否認救亡愛國運動在五四運動中的核心作用,直接將“啟蒙”作為五四運動的核心,把五四運動的本質理解為對西方“啟蒙”思想的變異。而產生這種變異的原因,是在救亡的背景下中國人受到了引入的日本思潮與蘇俄思潮的影響。其言下之意似乎是說:五四運動的本義是西方思潮對中國人民的啟蒙運動,中國近現代歷史本來應當是國人追求個性自由、學習西方文明的歷史。可是因為救亡的干擾,中國人接受了由留日知識分子和受到蘇俄影響的知識分子們的影響,接受了作為異種的啟蒙思想——傳入中國的日式思想和蘇俄思想,于是陷入了變相的“啟蒙”。【本段引文及觀點引述均參見秦暉《新文化運動的主調及所謂被“壓倒”問題——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上)》,《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9期。】這種對五四的解讀可以冠之為“啟蒙變異說”。這種解讀的主旨是壓低愛國反帝的“救亡”,確立西方18世紀的自由民主和科學理性(實質上是形而上學思潮)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地位。其未言之義是:中國應當重回五四運動的本義,進行西方式的啟蒙。因此,這種觀念比“救亡壓倒啟蒙”說更離譜,離歷史的真相更遠。

  二

  記者:對五四運動這樣的歷史事件的解讀的確多種多樣,以至于有人說歷史是可供人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人們總能夠從浩瀚的史料中找到支撐自己的事實材料。您怎么看待歷史學的這種現象的?

  魯品越:把歷史說成可供人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隨意地選擇歷史材料來支撐自己的觀點,否認歷史本身的客觀性,否認歷史學中的真理性標準,正是歷史的虛無主義。

  誠然,如前所說,人類歷史既然是由無數人參與的實踐活動,必然是非常復雜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將每個人(包括廣大人民群眾)所進行的創造歷史的活動都羅列出來。即使對每個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的活動,我們也無法窮盡。那些號稱能夠通過“窮盡史料”來做出歷史結論的實證主義歷史學,實際上是唬人的,根本做不到。于是,人們可以主觀地設定某種觀點,然后從史料庫中選擇性地找到支撐自己觀點的材料。可以說,這樣的歷史學研究,即使其所引用的全部材料都是事實,也是對歷史本身的篡改和歪曲,不能反映歷史本身。

  為了避免這種主觀解釋的隨意性,有人想用純粹的客觀數據分析來作為歷史判斷的客觀指標。他們利用現代的大數據統計工具對當時的報紙雜志進行數據分析,以各種詞語出現頻率的高低來作為判斷歷史事件的根據。比如在對五四運動的分析中,有人通過對新文化運動主要陣地《新青年》全部存在時期提到的國內外大事進行統計分析,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世界大戰”“歐洲戰爭”)遙占首位,共被提及448次,而十月革命只被提及287次,國內事件被提及最多的兩次帝制企圖(張勛復辟和洪憲帝制)只有133次,其他如義和團、辛亥革命等被提及就更少了。巴黎和會在1919年“小五四”當時雖為社會熱點,但以思想文化評論而非新聞報道定位的《新青年》當年其實沒怎么提及此事,由此得到結論說:巴黎和會對五四運動的影響是短期的,從長期來看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因而五四運動的核心是“啟蒙”而非“愛國反帝”。我們姑且不論從上述數據分析中能否得到這一結論,就這種所謂“大數據分析”方法本身而論,也是不一定靠譜的。這樣的所謂“數據分析”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依據。因為數據分析的對象也是人們根據自己的主觀價值來選擇的,本身就具有主觀性。同時,被選擇的數據本身(如五四時代的某一報紙雜志的文章)也是相關人員的主觀意志對當時事件的篩選的結果,必然打上其價值觀的烙印。各種詞語的權重不同,褒貶不同,不能把當時的歷史看成各種詞語的無機混合體,僅從它們的出現頻率做出對歷史的客觀判斷。例如,“看不見的手”在亞當•斯密《國富論》中僅僅出現過一次,卻是貫穿整個《國富論》的核心思想。

  但這不等于說歷史本身沒有其客觀性,是供人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可以隨意解釋,不存在評判各種關于歷史的判斷是否正確的標準。那種把歷史看成是“可供人們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的思潮,乃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它認為客觀的歷史并不存在,歷史的面貌取決于人們對它的主觀解釋,或者說,人們對歷史的任意的主觀解釋就是歷史本身。這種虛無主義的歷史觀,實質上正是哲學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在歷史學上的表現:主觀唯心論認為物質存在是虛無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歷史虛無主義認為歷史本質的客觀性是虛無的——歷史就是人們對史料的主觀解釋,各種解釋都是正確的,不存在那種能夠反映歷史本質的客觀真理。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這種歷史虛無主義。

  記者:那么,在您看來,歷史本身有沒有其客觀本質是怎樣確定的?在歷史學中,檢驗對某個歷史事件的判斷是否客觀的標準是什么?

  魯品越:歷史并非各種歷史事實或史料的混合,更不是相關史料中某些“詞語”的拼湊和混合。歷史是個有機體的發展過程——這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而進行創造物質文化財富和社會制度的實踐過程。人類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過程的總體方向是歷史的主流,是歷史的本質,它就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歷史本身。一切社會事件只有納入這個主流過程中,作為這個主流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的某個環節,才能成為歷史事實。與這個主流過程沒有內在關聯的事件,即使是真實的事實,也不能成為歷史事實。你不能把每一片落葉都當作歷史事件來對待。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離開人類創造歷史的實踐活動的發展方向的主流,人為地對歷史事件及其細枝末節進行主觀取舍和拼湊,或者根據某個方面的所謂大數據進行統計分析,都不能還原歷史本身,即使所舉的事例全都是事實,也是對歷史事件本質的錯誤解讀和歪曲。因此,對五四運動的解讀也必須以五四運動本身和五四以來的人類實踐活動的發展方向為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歷史學研究中的體現。

  三

  記者:那么,按照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與方法論,應當如何分析圍繞五四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分析五四運動,特別是其中的新文化運動的本質?

  魯品越:五四運動必須從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歷史發展進程來理解。這就要區分這個歷史過程中幾個關系密切、相互交叉而又有區別的歷史過程及其概念。首先是新文化運動(又可稱為啟蒙運動)與五四運動這兩個相互交叉而又有區別的概念。

  “新文化運動”是相對于中國封建文化而言的文化運動,它就是喚醒人民、開啟民心民智的“啟蒙運動”,二者含義完全相同。新文化運動的起源要早于五四運動,同時也伴隨著五四運動的發生而進入到新階段。因此新文化運動(啟蒙運動)的時間跨度要大于五四運動。我們把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稱為“早期新文化運動”(或稱早期啟蒙運動),其主旨是要對中國國民進行西方理性主義的啟蒙,目標是將中國建立成為西方式的民主與科學的國家。早期新文化運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為五四運動提供了文化土壤和精神準備,但不屬于五四運動。而五四后的新文化運動則是“后期新文化運動”,它是內涵更為豐富、包含政治運動在內的偉大的五四運動的組成部分。

  五四之前的“早期”新文化運動(早期啟蒙運動)是向中國大眾傳播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以反對中國的封建主義,它本質上不同于五四運動。客觀地說,16~18世紀歐洲的啟蒙運動用基于理性的人權反對封建神權,用民主反對專制,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的思想解放運動,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引導了歐洲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促進了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誕生和發展,奠定了現代發達社會的思想基礎。鴉片戰爭打開國門之后,這種崇尚科學理性和民主制度的啟蒙思想,逐步傳到中國,對中國社會也產生了巨大的積極影響,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基礎。洋務運動開始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來發展中國的國力,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企圖引進西方民主來替代中國的封建專制,都促進了中國的進步。辛亥革命后,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反思辛亥革命未能真正改造中國社會的原因,認識到僅僅從器物文明與政治制度上學習西方都是治標不治本,應當從思想文化上全面學習西方的啟蒙思想,以開啟民智,改造國民,將中國建設成西方式國家。以陳獨秀、魯迅、胡適、蔡元培、錢玄同等為代表的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發起了“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運動。這是中國知識界的思想啟蒙運動,以1915年《青年》(后改為《新青年》)創刊作為開端的標志,其主旨是引進西方以個人自由和理性為標志的西方啟蒙文化,反對以儒家學說為代表的封建禮教。陳獨秀在《青年》雜志的發刊辭中,倡導用“自主而非奴隸的、進步而非保守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六條主張來改造中國文化。后來又概括為將“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引進中國。

  早期的新文化運動具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因為它主張反對封建禮教,力圖用資本主義文明改造中國。但同時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沒有區分中國封建制度和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了基本上全盤否定的態度,其極端人物如錢玄同,甚至主張廢除漢字,將所有線裝書都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中。而對于西方文明的認知尚處于十分幼稚的水平,采取全面接受的態度,甚至主張實行全盤西化。這時期的陳獨秀主張:“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社會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于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勇猛之決心。”【陳獨秀:《憲法與孔教》,《新青年》1916年第2卷第3號。】而與此相對立的是:當時一些真正深諳西方文明的博學之士,能夠比較清醒地認識到西方文明具有的各種弊端與危害,反對崇拜和學習西方。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語言的辜鴻銘,以及翻譯過眾多西方名著的林琴南等人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這些人士又找不到中國新的出路,于是只是站在維護中國封建道統的立場上反對西學,反對新文化運動,與時代潮流背道而馳。

  這種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峰的早期新文化運動所推行的“啟蒙”,雖然具有喚醒國民、反對封建的進步作用,然而在活生生的事實面前終于逐漸趨于破產了,其標志正是風起云涌的五四運動。中國革命由此發生了根本性轉向,中國大地上的新文化運動、啟蒙運動也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而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偉大歷史意義之所在。

  記者:有人認為陳獨秀《新青年》于1915年創刊“吹響了五四運動的號角”,因而早期的新文化運動是“大五四運動”的開端,您是否認可這種觀點?五四運動與早期的新文化運動的本質區別在哪里?

  魯品越: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關于五四運動的許多錯誤解讀,正是源于將早期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相混淆。他們不理解,這二者的根本區別在于:早期新文化運動是主張中國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資產階級啟蒙運動,屬于舊民主主義革命;而五四運動則以反帝愛國為核心,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二者主旨不同,絕不可混淆。此外,就最簡單的學理來說,把《新青年》(原名《青年雜志》)1915年創刊說成“吹響了五四運動的號角”在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那時連五四運動的影子都沒有,誰也沒有預見到中國會發生五四運動,何以“吹響五四運動的號角”?有什么理由把四年后發生的抗議西方列強的五四運動的帽子戴在主張全面學習西方的《新青年》雜志的創刊號上?

  事實與此恰恰相反。1919年發生的五四運動不僅不屬于主張全面學習西方的早期啟蒙運動,恰恰是對西方啟蒙思想的反省與批判,使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新階段,從而形成了從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的轉折點。這才是站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流的高度,對歷史事實的正確理解。

  1919年5月,正當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往西方社會,以西方啟蒙思想為人類公理,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板國家,向國人進行啟蒙教育之時,卻傳來當頭棒喝:由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召開的巴黎和會上,那些作為啟蒙思想偶像的西方文明國家,并沒有按照他們所宣揚的“人類公理”,把戰敗國德國占有的山東半島歸還中國。而是搞強權政治,欺凌作為弱國的中國,將山東交由日本并吞!這是西方文明國家對中國的出賣與背叛,激起了以青年學生為先鋒的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五四運動由此轟轟烈烈展開。當時巴黎和會還在進行過程中,青年學生還想通過游行示威來宣示意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寄希望于西方國家能夠回心轉意,主持公道,還我國權。然而西方國家完全無視四萬萬中國人民的正義的吶喊,完全拒絕波瀾壯闊的五四運動提出的正義要求,仍然堅持原先的罪惡勾當,將戰前德國在山東的特權轉交給日本,將其明明白白寫在6月28日各戰勝國簽署的《凡爾賽和約》上,致使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中國人民對西方的“公理正義”徹底失望,全國性罷工罷市風起云涌,五四運動由此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歷史運動。鐵的事實告訴中國人民:西方啟蒙思想鼓吹的自由、平等、人權等等,都不過是騙人的謊言。西方國家并非公義的代表,而是欺凌弱國的強權政治,因此不能作為中國學習的樣板。由此,中國革命的主流開始逐漸告別以西方啟蒙思想為理想、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板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而發生了歷史性轉向。正如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的講話中所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這是對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的最高概括。這種“歷史性轉折點”和“里程碑意義”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從反封建學西方的早期新文化運動,轉向并擴大為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由此進入全新的階段,成為整體的五四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反對中國社會的封建禮教,而且反對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壓迫與剝削。因此,不是“救亡壓倒了啟蒙”,而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瓜分教訓了中國人民,由此將思想文化運動上升為社會政治運動。

  二是新文化運動(思想啟蒙運動)本身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以西方啟蒙思想為引導的舊啟蒙運動(早期新文化運動)轉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啟蒙運動,這是啟蒙運動的轉變與深化。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先驅李大釗等人率先將俄國革命介紹給中國,這就給五四運動帶來的中國知識界思想轉變播下了種子。而在五四運動發生后不久,1919年7月25日,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發表對華宣言,廢除沙俄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和俄國在華特權。這就使中國人在認識到西方啟蒙思想的偽善的同時,鮮明地看到了代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根本利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義性與真理性。于是從崇拜西方轉向學習蘇俄,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也由此發生根本性轉向。1915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以及一大批青年學生,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主張中國實行西化的舊民主主義者,逐漸相繼轉化為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其中出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

  這里需要指出,鼓吹“救亡壓倒啟蒙”者,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排除在“思想啟蒙”范疇之外,認為這些只是純粹的政治運動,而不是對中國人民的思想啟蒙。只有傳播個人主義的自由解放觀念才是思想啟蒙,由此得到“救亡壓倒啟蒙”的結論。這是完全錯誤的觀點。按照這種說法,一旦思想轉化政治活動就不再是思想啟蒙,那么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也就不是啟蒙了,因為它與政治相結合而興起了法國大革命運動。如此說來世界上哪有什么啟蒙運動?用18世紀的個人解放觀念教育中國人民當然是思想啟蒙,但只是舊啟蒙,而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中國人民是新的思想啟蒙,而且是最深刻、最偉大的啟蒙,其思想深度遠遠超越舊啟蒙。五四運動是從舊啟蒙向新啟蒙轉向的轉折點。

  三是從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轉向知識分子與廣大人民群眾相結合的全民族的革命運動。中國人民從此走上歷史舞臺,直接決定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命運。在五四運動之前,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1915年發起的新文化運動,主要是知識分子們發動、由政治家和軍隊參加的運動,還不是廣大人民群眾的運動。五四運動最初也是愛國學生的運動,然而很快得到全國人民的響應,全國各地學生紛起援助,罷課游行自北到南,直抵廣州。特別是中國無產階級的誕生地的上海,在作為先鋒的青年學生動員之下,廣大工人、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家發起了罷市罷工運動。于是以上海為新的起點,全中國廣大民眾的罷市罷工風潮又從南而北,直傳天津。學生的示威運動自北向南,然后再由學生與民眾相結合的罷工罷市自南向北,由此形成了整個五四運動的風云激蕩的宏偉歷史景觀。正是這種舉國澎湃的愛國主義風潮,迫使北京的北洋政府不得不下令罷免曹章陸三人,彰顯了全民運動的偉大力量。【許德珩:《五四運動在北京》,載《五四運動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第211頁。】

  上述三個方面的轉向合在一起,促成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逐漸轉向。這是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逐漸從西方啟蒙思想向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轉向。這才是五四運動的真正的歷史本質。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的講話中,對于五四運動的本質做出高屋建瓴的概括:“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

  四

  記者:很高興聽到了您對習近平關于五四運動作為歷史轉折點和里程碑意義的理解。那么,五四運動的上述轉向產生了怎樣的五四精神?

  魯品越:五四運動所帶來的上述轉向,使早期的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與參與者發生了分化。其中的先進分子領跑或順應歷史潮流,參加了創造新文化的歷史運動,同時吸取和改造了早期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因素,特別是反封建、反愚昧的科學與民主精神,由此產生了偉大的五四精神。這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其主要內容是“愛國、進步、民主、科學”。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五四精神的“核心是愛國主義”。這“是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它發起于西方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欺凌與出賣,由此導致了進步青年對西方啟蒙思想的批判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接受。由此形成的五四精神,必然不再是西方18世紀的啟蒙主義精神,而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而西方啟蒙思想中的反對封建、反對神權的合理成分——科學與民主思想被吸收到這個革命精神之中,并且得到了作為核心的愛國主義精神的改造。五四運動之前的早期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賽先生”和“德先生”,也因此而不斷獲得新的含義。首先,追求科學真理成為中華民族追求自身富強的手段而被中國人民所尊崇,而那種以不變的形而上學理性為標準的舊科學精神,則逐漸被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新科學精神所取代。其次,反對封建專制制度,建立民主政治則是使中國能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必需,而受到中國人民的普遍認同。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中國人民,建立民主政治的目的,不是像啟蒙學者所說的那樣,是為了實現所謂的抽象永恒的正義,因為這些只是被事實所戳穿的神話。這種“民主神話”不僅被西方列強欺凌中國的現實所戳穿,而且也被西方社會自身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所戳穿,同時也被中國戊戌變法、辛亥革命所產生的后果所推翻。因此,西方民主思想,經過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五四運動,逐步地批判地吸收與改造,而成為新民主思想,其目標一是反對喪權辱國的封建獨裁統治,建立為人民謀幸福的民主政府;二是為了反對幾千年來的封建禮教的束縛,追求從封建秩序的壓迫下的解放。正如習近平所指出:“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精神。”【《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5月01日。】

  當然,早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跑者,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發生了分化。一部分仍然堅持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他們以實現個人自由為核心,而不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其代表人物是胡適。胡適把中國現代思想分為兩期,一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啟超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二是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具有反個人主義的傾向。【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257頁。】晚年的胡適在回顧五四運動時說:“從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我們那時可能是由于一番愚忱想把這一運動,維持成一個純粹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但是它終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撓而中斷了!”【胡適英文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于歐陽哲生主編《胡適文集》第1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355頁。】這種以個人自由為核心,而不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思潮,是五四運動的支流與逆流,而不是主流,這是胡適自己也承認的。現在有些人將它作為五四精神,是何等的違背歷史本身!

  記者:您的分析十分透徹。今天我們紀念五四運動和總結五四精神,具有什么樣的現實意義呢?

  魯品越:如前所述,對五四運動的解讀,其意義不僅是正確理解歷史,正是正確地看待今天和未來。違背歷史事實的判斷,必然導致對當今道路選擇的失誤。如果把五四運動理解為“救亡壓倒啟蒙”,就會認為改革開放是對歷史上曾被“壓倒”的啟蒙的補課,因而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來改造中國。實踐證明這是一條非常危險的道路。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就曾經秉持這樣的理念來改造蘇聯,結果不到幾年的功夫,蘇聯走上解體亡國之路。中國如果步蘇聯的后塵,其后果更是不堪設想。

  習近平總書記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五四運動的真實歷史本質,從而更加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與意志。五四運動的本質不是用救亡暫時“壓倒”了“啟蒙”,而是對西方式“啟蒙”本身的反省與批判,由此將反對封建禮教的新文化運動改造和擴張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因此,改革開放絕不可能回到舊的“啟蒙”思想,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西方文明的優點與缺陷進行更深層次的反省與批判,沿著愛國主義道路前進。因此,改革開放的核心任務是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這是愛國主義精神在當代的集中體現,為此既要學習西方文明創造的一切優秀成果,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價值觀念滲透對我國的危害性。

  新時代的青年學生要承擔起實現強國夢的偉大歷史責任,為此砥礪奮斗,終生不渝。以這樣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核心,五四精神的主要內容“愛國、進步、民主、科學”將在實踐中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在今天,“愛國”精神集中體現在為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奮斗。“進步”精神集中體現于新時代中國青年要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不甘人后,力爭走在時代最前沿的創新精神。“民主”精神表現為深切認知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的弊端,堅定地建設好作為“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以人民為中心,建立黨和群眾的血肉聯系,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工作的目標。“科學”精神表現為堅持“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精神,按照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改革生產關系,堅持對外開放,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學好練就過硬本領。這才是對五四運動的本質與五四精神的正確解讀,它符合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引導當代中國人民砥礪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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