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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辛:從60年前一場黨內分歧領悟毛澤東的公私觀

2020-01-08 14:20:31  來源:紅歌會網  作者:林之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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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前,也就是1959年的春天,在中國廣闊的農村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然而實際上是相當激烈的對抗。對于這場在媒體上聞不到硝煙的對抗,毛澤東是這么描述的:“一方面,省、地、縣、社黨委大批評生產大隊生產小隊的本位主義,即瞞產私分;一方面,生產大隊小隊普遍一致瞞產私分,深藏密窖,站崗放哨,保衛他們自己的產品,反批評公社、上級的平分主義,搶產共產。”這段話是毛澤東準備在1959年2月27日召開的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發言的講話提綱(據毛澤東手稿)。到了會議上正式講話時,毛澤東在“省、地、縣、社黨委”前面加上了“中央”,而且指出:“全國(除少數災區外),幾乎普遍地發生瞞產私分,大鬧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其規模之大,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兩次糧食風潮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廣大農民的堅決抵抗”,“從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國性的糧食、油料、豬肉、蔬菜不足的風潮,就是這種反抗的一個集中表現。”

  這是怎么回事呢?

  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到處捷報頻傳,報紙上高產衛星一個接著一個,一派鶯歌燕舞,五谷豐登的大豐收景象。可是,從1959年的一月開始,特別是二月,全國發生了缺糧、缺油風潮,大中城市蔬菜供應很少,肉也很少。不是到處都在報告大豐收嗎,怎么會發生這樣的事呢?毛澤東百思不得其解,按他自己的話,“一月有點煩惱,二月更加煩惱”。

  就在毛澤東苦苦思索的時候,廣東省委的趙紫陽送來一個報告。報告說,雷南縣去年生產有很大的躍進,年底卻出現了糧食緊張的不正常現象,結果查出瞞產私分的糧食七千萬斤。報告認為,目前農村有大量糧食,糧食緊張完全是假象,是生產隊和分隊進行瞞產私分造成的。這個報告為毛澤東的疑惑給出了一個解答:糧食有,只是因為農民出于私心而瞞產私分,只要向農民講清政策并加以教育即可解決。毛澤東似乎因有了這個答案而稍微放下了心,但他還是要追根究底地弄個明白。他帶著問題巡視了河北、山東、河南等一些省,到了第二次鄭州會議前夕,他已經通過調查研究形成了一個與原來完全不同的看法。這個看法與當時黨內高層的眾多高官完全不一致,于是就出現了一場建國以來罕見的黨內分歧,一場以毛澤東為一方,以絕大多數高官為另一方的分歧與爭論。

  沿著時間順序查閱《毛澤東年譜》所給出的第二次鄭州會議實況,可以感受到這場分歧其實是相當激烈的。

  2月27日,第二次鄭州會議開始舉行,毛澤東主持。毛澤東作第一次講話,講了他事先準備好的提綱的內容,嚴肅地指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所謂‘共’各種‘產’,即是說,在某種范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是我們所不許可的。”到會的高官們對他的講話毫無思想準備。據毛澤東觀察,“頭一天我把炮一放,他們一晚不睡覺,……大吃一驚,彎子轉得太陡了。”“‘倒退’、‘右傾’、‘不要共產主義’、‘富農路線’這些帽子都給我安上了。”

  2月28日,毛澤東作第二次講話。他說,“據我看瞞產私分不是錯誤,我的意見是應該打埋伏。這幾個月一股‘共產’風潮,引起他們瞞產私分。中央、省、地、縣、公社為一方,幾億農民跟他們的領袖隊長、小隊長為一方,兩方面頂牛,普遍全國,絕無例外。我們要想一想這個問題。”“總而言之,我現在支持保守主義,我反對平均主義和‘左’傾冒險主義。”毛澤東的講話繼續受到與會者的不解和抵制。據王任重日記記載:“2月28日晚上主席找我們7個人去談話,……主席的談話像丟了一個炸彈,使人一驚,思想一時轉不過彎來。”

  3月1日,毛澤東作第三次講話。他再次強調:“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幸得他瞞產。”他指出:“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國農村發生大恐慌,怕共產,從桌椅板凳開始,還有大煉鋼鐵中的獻寶,什么破銅爛鐵,都無代價地拿走了。”據王任重的日記,與會者們“大家還有相當大的抵觸情緒”。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寫信,說:“我感覺有一些同志對我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但是我覺得我的觀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錯的,但是還不完善。”

  3月2日,毛澤東作第四次講話。為了切實做通干部的思想工作,毛澤東要求出席會議的中央局和省委的第一書記都坐在他對面,他要看著他們的臉,以觀察這些“大將”們是否真的接受他的看法,可見其苦口婆心。

  3月5日,毛澤東主持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最后一次會議,作了第五次講話。這次,他說了重話:“什么瞞產私分,完全必要,這是我們的政策造成的結果。明明是我們以及在座諸公叫他們瞞產私分的,是我們的政策要他們這么搞,叫他們磨洋工,叫他們外逃。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齊同我‘右傾’,那么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顯然對許多干部的頑固抵觸態度發火了。

  這場分歧,在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也沒有完結。1960年5月2日毛澤東在聽取山東省負責人匯報工作時就聽到還有人要“反瞞產”。他一聽到這個事馬上作出反應,說:“哪個要反瞞產私分?是地委,還是縣委,還是公社黨委。現在那些人還在那里辦事嗎?這種書記就不要讓他當了,要他吃飯完了。”到1966年,毛澤東還嚴厲批評有的地方“對農民實在挖得苦,江西一擔糧收稅三回,我看應該打扁擔。”

  在這場陣營分明的交鋒中,一邊是領導層的精英們,另一邊則是五億農民。前者站在意識形態的制高點上,高舉“一大二公”的大旗,指責后者是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就是放大了的個人主義),也就是“私心”。他們認為遷就了農民的私心就是“向農民讓步”。就在這個會議過程中,有一個省的文件很典型地反映了這種觀點:“必須批判只顧公社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或者只顧個人利益而不顧公社利益的本位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樹立集體主義思想和顧全局、識大體的共產主義風格”。正因為這些高官以為自己占據了意識形態的制高點,所以就有恃無恐地抵制毛澤東的主張,并且在暗地里認為毛澤東“右”了。

  毛澤東旗幟鮮明地站在了五億農民的一邊,他難道不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嗎?他不是在人民公社剛剛興起時也為公社的“一大二公”而興奮不已嗎?

  毛澤東當然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是他之所以要為共產主義而奮斗正是為了讓廣大勞動人民擺脫舊社會受壓迫受剝削的痛苦生活,在當家做主后走共同富裕的路子過上好日子。他不能容忍以剝奪勞動者的方式,以損害群眾切身利益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代價來提高所謂的公有化水平。他尖銳地指出:“剝奪農民是馬列主義完全不許可的,我們只講過剝奪地主,哪里講過剝奪農民,剝奪農民的思想是最反動的。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破壞社會主義。”對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毛澤東確實也曾抱有極大的熱忱,他期待著公社可以集中力量辦一些分散的生產隊辦不了的大事,如興修水利,發展工業和經濟等;但是他強調,所謂公社的“公”,必須“是隊共社的產,而不是社共隊的產。社員在這種‘共產’以后,比在這種‘共產’以前有利。”也就是說,不是以剝奪社員的方式去實現“公”,而是讓社員從公社的發展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一旦他發現在“一大二公”的口號下刮起了“共產風”,他就轉而采取堅決反對的態度。

  毛澤東在這個會議結束時號召大家讀幾本有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書,他自己就帶頭組織高級干部讀書。在隨后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他很清楚地闡述了他的“公私觀”:“公是對私來說的,私是對公來說的。公和私是對立的統一,不能有公無私,也不能有私無公。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早就說過沒有什么大公無私,又說過先公后私。”

  毛澤東這里講的“私”是指勞動者個人的正當利益,當然不包括剝削階級分子掠奪他人勞動成果的那種損人利己行為。毛澤東認為,搞共產黨,鬧革命,是要剝奪剝奪者,絕不是剝奪勞動者,而是保護勞動者的利益。就是在這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講:勞動者的“財產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早在1934年,毛澤東以中央蘇區蘇維埃政府第一把手的身份第一次被百姓稱呼為“毛主席”的時候,他就大聲疾呼:“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毛澤東講的“公”,也不是脫離勞動者利益的,而是指的全體勞動者的共同利益,其中也代表著勞動者個人的長遠利益。但“公”與“私”有時確實也會有矛盾。比如,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必須優先發展基礎工業和重工業,這樣就會相對減少對普通民生的投入。這就是建國初期曾經發生的一場關于“施仁政”的爭論。毛澤東的回答是:“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末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

  在那篇被學界公認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標志性文獻的《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完整地闡述了“公”與“私”的關系。他說:“國家和工廠、合作社的關系,工廠、合作社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這兩種關系都要處理好。為此,就不能只顧一頭,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過去常說的‘軍民兼顧’、‘公私兼顧’。” 毛澤東特別關注了農民問題,他多次批評斯大林為了工業的資金積累而“把農民挖得很苦”。他說“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當然,毛澤東也清醒地看到農民由于小生產者的歷史局限性而會過多地看重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農民總還是農民,他們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總還有一定的兩面性。”對于這種情況,毛澤東堅決反對用強迫命令的方法,而是主張用教育的方法,讓他們看到長遠利益的所在而選擇共同富裕的道路。

  那么,毛澤東真的從沒說過“大公無私”嗎?倒也不是。

  在早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澤東不就贊揚了國際主義的偉大戰士白求恩 “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嗎? 毛澤東稱白求恩是一個“真正共產主義者”。這是毛澤東對一個達到人類最高精神境界的真正共產主義者的評價。這自然與他對廣大普通群眾的要求是不一樣的。

  對于有志于成為“真正共產主義者”的共產黨人來說,毛澤東確實希望他們能夠成為“大公無私”的人。他說:“你是共產黨員,是整個人民群眾中間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是無產階級里面比較更覺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他希望“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些人是胸懷坦白的,忠誠的,積極的,與正直的。這些人不謀私利,唯一的為著民族與社會的解放。”毛澤東自己就是杰出的典范。

  為什么這樣的人能夠做到“大公無私”?是因為他們把爭取廣大民眾的解放和幸福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和人生價值,他們把個人的幸福和利益完全融入到整個階級,整個民族以致全人類的利益中去了。這樣的事例在人類歷史上并不罕見。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歷史上許多資產階級革命家英勇犧牲,他們也不是為個人的眼前利益,而是為他們這個階級的利益,為這個階級的后代的利益。” 資產階級革命家尚且能做到,無產階級革命家難道不能做到嗎?

  對于國有企業單位的員工,毛澤東也認為應該有比較高的社會主義覺悟,因為他們直接掌握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基于這些單位的全民所有性質,其員工一方面肩負著全體人民的委托,生產為全體人民服務的產品,同時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國家經濟的主人翁職責。

  毛澤東在研讀那本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對此書有一個很大的批評:“他們老是提物質刺激”,“不把提高覺悟放在重要地位,這是很大的原則性錯誤”。那本教科書說:“在社會主義階段,使工作者從個人的物質利益上關心勞動結果是刺激生產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利用每個工作者從物質利益上對勞動結果的關心是社會主義經營的根本方法之一。”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他尤其對“決定因素”的說法很反感。毛澤東說:“斯大林時代過分強調集體利益,不注意個人所得;過分強調公的,不注意私的。現在走到反面,又過分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大注意集體利益。這樣強調下去,又一定會走到自己的反面。”

  毛澤東認為,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企業,“不能像他們那樣強調個人物質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個愛人,一座別墅,一輛汽車,一架鋼琴,一臺電視機’那樣為個人不為社會的道路上去。”即使講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

  但是現實情況并不是這樣。管理者高高在上,拿著高薪,脫離勞動,而職工則是在物質刺激的激勵下,為拿工資和獎金而勞動。這在當時蘇聯已經實際發生了的情況,在中國也開始出現,管理者與職工之間重現出舊社會雇主與被雇者的關系,一些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下降,出現所謂 “混吃大鍋飯”的情況,這與建國初期勞動者翻身解放后忘我獻身的勞動態度和主人翁精神形成鮮明對比。

  毛澤東看出了問題,他說:“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同時,黨群關系,干群關系變了,“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和職工之間,并不平等,群眾把他們稱為官,黨、政、工、團是四大領袖。”這種情況自然會嚴重損害工人群眾的主人翁感情,挫傷他們的生產積極性,阻礙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勞動者主人翁地位的虛化,公有制也就在悄無聲息中發生蛻變。

  毛澤東意識到這種情況會導致公有制僅保持形式上的外殼而在實質上發生變質的危險性。他提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干部參加勞動”,同時限制管理者的高薪。另一方面,“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職工,提高職工作為企業和國家主人翁的覺悟,通過“工人參加管理”來體現和保障勞動者的主人翁的地位。毛澤東的這些思想后來具體落實到著名的以“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為基本內容的“鞍鋼憲法”。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創造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推動社會進步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既要尊重廣大群眾對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的關心和訴求,又要引導人民為全社會共同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奮斗,這就是毛澤東告誡一切真心愿意成為共產主義者的先進分子對人民群眾應該抱有的公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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